《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一共定檔了三次，分别是2024年4月19日，8月9日，8月16日。盡管5月20日戛納展映獲得好評，暑期國内七城路演反響也不錯，目前票房依舊慘淡，排片也依舊少得可憐。9月11日，影片引入北大百講“藝術鑒賞”系列，映後訪談上，提及主角危力的腎結石是否有某種意義的隐喻時，劉泰風導演說：
你不覺得，這部電影就像電影市場中的一塊結石，剛剛從腎裡滑出來嗎？
影片呈現的多重意義的現實主義，在這個時代确實顯得格格不入：其紀實風格完全背反了娛樂化主流，其題材和細節又與現實生活貼得實在太近，或許讓不少人感到壓抑和不适。
形式的紀實性
影片的現實主義風格首先體現在其媒介——16mm膠片上。膠片決定了電影在物理意義上的紀錄性，而16mm在電影史上更是與紀錄影像密不可分。對膠片、對16mm的回歸，其中的紀實意味是顯而易見的。而記錄在16mm膠片拍攝的影像，經過膠轉磁，投影到大銀幕上，其膠片的質感和瑕疵被放大到肉眼可見，形成了一種媒介的自我展示。這并非技術失誤，而是導演的有意彰顯。導演在映後中提到拍攝時采用了16mm的全畫幅，保留了膠片的毛邊。
其實當時做剪輯後期的時候我和剪輯師商量過，我說咱們要不把這個16毫米手指甲蓋那麼小的片門記錄下來的影像全部放到大銀幕上。他很贊同。因為我們覺得生活中充滿了雜質和沒辦法剔除的瑕疵。這（毛邊）可能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能帶給觀衆的肉眼讓的直觀感受，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不那麼完美。
膠片質感配合着手持攝影的微微晃動，不僅昭告着風格上的現實主義策略，也在視覺上營造着一種焦灼、壓抑的心理危機感受，與影片叙事形成呼應。對叙事套路的背反
題材的當下性算法與人？
而影片對“算法與人”這個熱點話題的處理，其實也并沒有停留在單純控訴算法的反人性，而是保留更深層面思考的可能性。危力主導開發的算法系統，導緻“生活外賣”的騎手普遍逆行闖紅燈，萬千逆行闖紅燈騎手之一撞上了危力的車子，導緻危力的生活開始陷入危機，由此可引申出算法對開發者的反噬。作為中層開發者的危力，作為底層勞動力的金亞鵬，都成了算法的受害者。
危力和徐曉霞之間的矛盾，之所以讓人看了感到壓抑，不僅因為二者都是算法的受害者，還因為雙方都相當真誠純粹，觀衆感受到的其實是雙方的認知沖突而非利益沖突。徐曉霞作為來自小縣城或農村的婦女，不懂法律，但持有一種傳統而樸素的、重視結果正義的是非觀：無論前因後果，撞了人就該賠，起碼該道個歉表個态。而危力作為城市互聯網從業者，不僅懂得、而且認同法律的程序正義。他們争執的焦點在于是主要/次要責任還是全責/無責，雖然判決結果涉及日後贍養費用問題，但就當下而言，徐曉霞并非在向危力本人要錢，隻是希望能走他的保險；危力也不完全是不願給救命錢，他也真心覺得自己沒錯，從開車到開發算法都沒錯，所以就是不該負任何責任。
危力始終站在開發者的立場，即便已經被公司優化掉了，面對馮源、面對妻子時都依然堅持對算法的絕對自信，堅持認為算法造福了消費者，且如果騎手按照算法給出的路線，不必逆行闖紅燈也能按時完成配送。但徐曉霞迫使他看到，現實中沒有騎手能做到這點。客觀來講，這其實是因為算法還不夠完美，沒有考慮到電梯門禁，也沒算上交通事故的概率。明明算法是不完美的，開發者何以形成算法本身不會有問題的認知？因為開發者和騎手之間沒有理解，沒有溝通，甚至若不是這次事故，二者根本都沒有接觸。
這才是真正可怕的問題：經濟階層的持續分化，不同階層從物理上、到精神上、到立場上完全隔絕，相互理解、乃至對話發生的可能，已經消失。算法的出現加劇了階層分化及這一系列後續問題，同時又用“算法與人”掩蓋了“人與人”的問題。影片中，危力在妻子的壓力下，已經難能可貴地去和徐曉霞見了面、說了話，但未能達成有效溝通，直到影片結束也沒能達成相互理解。而真正的獲利者，公司高層、資本持有者，在影片中甚至根本就沒出現：相比于中層和底層的隔閡，高層和中層的隔閡甚至更為徹底、更為絕望，以緻于高層甚至完全不必參與影片中發生的事件，該事件最終也對高層毫無影響。影片中出鏡的公司最高領導應該也隻是個CEO，沒有出現或指涉到真正的高層，或許是迫于一定的壓力無法指涉，或許是有意将其隐去；但總歸給觀衆留了足夠的思考和解讀空間。 如果說讓危力和徐曉霞無法和解，是對傳統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叙事套路的背反；那麼讓資本持有者缺席影片，或許刻意稱得上是某種超越。同時這一切處理又相當出色地映照着當下社會現實。
其它社會議題
除了“算法與人”這一話題之外，影片還觸碰了諸多當下社會問題，以緻于顯得有些野心太大。 男主角危力，“生活外賣”的一個中層管理者，40歲，在公園老伯口中“最好的年紀”上，被公司“優化”掉了，重新找工作又四處碰壁。危力去找大學同學蔣權，酒業老闆的聲色宴會和互聯網精英的團建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對于危力無疑是在失業上雪上加霜，對他的心理和自我認知都構成了巨大沖擊。這是互聯網行業的中年危機。
危力被裁後，與妻子沈筠怡之間的矛盾逐漸顯露、擴大、爆發，她意識到丈夫對自己隐瞞失業的事，比起和自己一起協力面對困難，他更在意維護自己可憐的自尊；她意識到丈夫或許從來沒把自己以及自己對家庭的貢獻當回事，憤然出走。從娘家回來之後，沈筠怡提出放棄财産管理權，夫妻矛盾并未緩和，而是以一種極端的權力重新分配收場。夫妻關系産生了一道難以再彌合的裂痕，崩壞開始發生。這是家庭性别分工問題。
而夫妻倆與女兒夢夢的關系也很僵，沈筠怡在說教上力不從心，而危力則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完全缺席，不隻是工作忙、沒時間，而且是心理上根本不重視女兒的教育和成長。夢夢數學考了32分那天晚上，沈筠怡大罵了她一場摔門而去，夢夢一頭紮進被窩，危力作為父親卻一句話沒有，沒有責備，沒有安慰，沒有開導，隻有沉默；甚至連沉默都不能持久，他也匆匆離開了女兒的卧室。這似乎也是衆多中國家庭的寫照：人生教育的缺失，陪伴的缺席，非暴力溝通的缺位，當然也還有大環境的教育内卷，使得父母和子女都仿佛籠中困獸，這是家庭和社會層面的教育問題。
而被撞的金亞鵬和妻子徐曉霞這邊，金亞鵬是外賣騎手，徐曉霞是上門保姆，兩人都沒有勞動合同，就這樣已經在城市生活了十多年，法律程序卻要求他們提供工作證明，顯然已經與當下的靈活就業形式脫節。而若不是有律師馮源主動找上徐曉霞，她靠自己根本難以應付如此繁瑣複雜的法律流程，而這或許也體現着法律援助的缺位。更過分的當屬極不人性的“本人親自受理”，完全沒考慮到本人可能躺在ICU裡昏迷不醒、沒法親自受理，這是法律體系的問題。
出事前，夫妻倆心疼錢、不買保險、隻有3塊錢的平台險，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濟基金又顯然杯水車薪，才導緻徐曉霞和律師馮源費盡心思想走危力的保險賠償，雙方的交涉和矛盾也因此深化。而這一切的背後是高昂的醫療費用對低收入人群形成的毀滅式壓力，這是醫療醫保體系的問題。
影片在觸碰以上所有對社會問題的時候，都并沒有刻意銳化矛盾，而是以一種反套路的、近乎無形式的叙事方式，呈現着生活本身。甚至可以說，和現實情況相比，片中的人物其實都是好人：願意幫助窮人的律師，不對醫院法院死纏爛打的家屬，不訛患者錢的醫院，不玩消失的當事人，絕對可以算高質量律師、高質量家屬、高質量醫院和高質量當事人了。即便如此，這些角色依舊陷入困境，依舊不可避免地走向崩壞。影片以這種頗為冷靜的方式，讓觀衆自己看到、想到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通過銀幕呈現，試圖讓觀衆有所反思，從而試圖對當下社會現實産生一點點影響，由此種下變革的希望的種子。正如戴老師所說：
（影片）經由銀幕的形态，去審視我們置身其間的現實……使得那些好像我們不得不承受的現實變成問題，讓我們可以去回答、去尋找改變的路徑、方案和可能。
這種對社會現實的介入性，或者起碼是介入的意願，在當下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細節的生活性
除了議題的當下性，影片中充滿了極具生活感的種種細節。映後訪談時，劉泰風導演提到，
那些小的細節其實是這部電影中的填充劑。我相信這些事情、這些聲音是存在在我們身邊的社會中的，隻要你豎起耳朵就能聽到的東西。我隻是調轉了鏡頭，偏向這邊，讓大家能清晰地聽到環境。
所以，這些細節不僅是在視聽上還原了一種生活實感，而且是一種刻意呈現的現實，旨在讓觀衆審視未曾認真審視過的現實，在表意上蘊含着導演隐性的呼籲：要豎起耳朵聽到周圍的環境音。影片中清晰地呈現了環境聲：影片開頭的施工聲，危力家樓裡的裝修聲，街上的車流聲，夜晚廣場舞的音響聲……正如用16mm膠片的全畫幅取代了高清數碼，導演也用複雜的環境聲取代了配樂；這與無形式的叙事策略也相吻合，共同形成了影片的現實主義氣息。
在電影大銀幕上，我希望用一種直接的語言去剔除掉粉飾過的畫面，娛樂化的情景，讓大家看到生活的本質，看到我們在這個環境、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當中真正遇到的困境。也許這個困境是殘忍的，但是第一部就是我們要知道，它存在。
影片中還有一些或許可以稱之為“意象”的細節，在映後訪談的觀衆提問環節被提到。
結石
影片開頭，伴随着令人煩躁的施工、裝修一起出場的，是危力的腎結石。體内小小的結石，是把咖啡當水喝的現代生活的産物，然而現代醫學對此束手無策，隻是勸患者多喝水、多跳繩，然後忍着。導演說，危力體内的結石
與其說是隐喻，我覺得（不如說）這是對現實的認識。這種體驗感，和社會當下每一個人的體驗感是有共鳴的。
這當然不能直接推出現代生活是不好的；客觀來說，這也隻是現代醫學還不夠完美，而現代醫學總有一天能發展到可以無痛醫治腎結石和其它所有慢性病。可是，現在正在真切地忍受着疼痛的人是危力們，也隻是危力們。危力們背負了現代科技崗位工作和現代醫療之間發展速度差異造成的困難，正如金亞鵬和徐曉霞們背負了算法主導的騎手工作和相關法律之間發展速度差異造成的困難。
在這個意義上，“醫療與人”的問題，以及推而廣之的“法律與人”，“互聯網企業與人” ，“教育系統與人”，“家庭結構與人” 的問題，和“算法與人”形成同構；在這個意義上，“算法與人”根本不是什麼新鮮現象，隻是古已有之的“系統與人”在當今社會的一次重演。
希望？絕望？
導演解釋影片題目的時候提到，“希望”其實是對日常生活中的希望話術的一種呈現：打卡時彈出的“元氣滿滿的一天”之類的句子，公司或學校裡關于積極向上的正能量标語，以及影片中直接給到鏡頭的，外賣員在早晨出發前作為例行儀式喊出的“我快樂”的口号。片名中的“希望”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反語；對某些人來說，它或許就是實打實的希望，正如那些正能量标語和口号确實能激勵到一部分人；對另一些人，比如導演，它或許就是一種面對絕望的生活态度。
“充滿希望的一天”最後出現在那輛公交車的車身上，那輛危力和老伯一起等、一起坐上的公交車，開向下一站，開出鏡框之外，不知開向何方。
希望存在，但不知去向何方。危力最終在領導孫總面前提了出租車司機拜托他反映的，多年前電動車起火燒死外賣騎手的案子，然後說出了《推銷員之死》中那句“人不是橘子，不能吃完就把皮扔了”，由此與推銷員威利（Willy Loman）形成對照。危力選擇了人的尊嚴，而非被公司的返聘收買，這意味着他會從開車的階層墜落到做公交的階層，這是絕望；但他明知後果仍願意如此堅持，何嘗不是希望？老伯對危力講起自己曾經是電影放映員，那個年代的工作是如此直接而自然的為人民服務，與當今高度異化的工作形成鮮明對比，而危力甚至不一定聽得出這層意思，這是絕望；但“多聽就明白了”，老伯在講述，危力也真正開始聽，何嘗不是希望？
希望還出現在沈筠怡與徐曉霞這兩位女性角色身上。沈筠怡在丈夫出車禍随後失業的沖擊下努力維持着家庭的運轉，雖然她的努力不被丈夫看見，但被她自己喊了出來。徐曉霞則是在丈夫被撞昏迷之後勇敢而堅定地承擔起責任，并堅持自己的主張。徐曉霞私下裡找到沈筠怡的那場戲，二人一邊背負着丈夫未能分身處理的責任，一邊似乎又在彼此之間達成了某種跨越階層的溝通和理解；兩位女性做到了男性做不到，或者拒絕做的事情。
而希望與絕望的糾葛，也體現在影片結尾沈筠怡懷了新的孩子。導演說新生兒可以被視為絕望，也可以被視為希望。但制片人朱桐說，作為一名職業女性，她認為新生命的到來對沈筠怡而言是一種新的絕望。但終歸是保留了一定的開放性、暧昧性和複雜性，如導演所說，正如生活本身。
最後，還是用戴老師在映後開頭的一句話來結尾：
我覺得這部電影，用眼睛去看，用腦子去想，用心去體會，其實就夠了。
因為影片足夠複雜，足夠尊重現實的複雜性。隻要是生活過的人，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或自己身邊人的影子，然後有所觸動。 這，也就是現實主義作品的魅力和力量所在吧。
注：文中引用均來自2024年9月11日百講映後對談中導演劉泰風、制片人朱桐及戴錦華老師所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