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當婦女參政論者站在白宮門前要求選舉權時，她們被警察逮捕并拖走。每個人在被帶走之前，都把手中的旗幟遞給另一個婦女參政論者。雖然舉旗的女人變了，但是旗幟仍在。正如婦女耗費七十年之久才赢得選舉權一樣，桑蒂說，我們現在也必須為實現平等而獻身——我們必須始終高舉這面旗幟。 ——《女性主義有什麼用》
“你是無法阻止我們的，我們存在于每一個家庭，占了世界一半的人口”。
洗衣店的出現某種程度上為過去隻能是無償勞動的“洗衣”賦予了有償勞動的價值，于是又混合了一些資本主義的剝削，但女性的困境依然是獨特的，洗衣店裡的女工人從事着辛苦的工作，與男工人相比，她們的工作時間更長但工資更少，工作環境也十足惡劣，會對健康造成傷害，甚至很容易死，比如莫德的母親。與此同時，還要面對男性領導的騷擾。母親在生産完之後需要立刻回去工作，把孩子背在背上，而孩子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長時間的工作（我們擁有的漫長的童年實在是一種生産力的進步啊）。資本主義并不在意人的生命，就像砍倒了一棵樹而同樣的樹還有成千上萬棵一樣。也許更古老的制度也同樣不在意人的生命，人類已經忘記“母親”很久了。
即使從未接觸過女性主義，為自己争取權利似乎也是一種本能，莫德被女性參政論者的思想與行動所吸引，“如果要讓我尊重法律，那就讓法律值得尊重”，“我不是想成為法律的破壞者，而是想成為法律的制定者”。如果我沒有參與到法律的制定之中，為什麼要要求我遵守法律呢。她不希望如果有女兒的話，她的女兒隻能擁有和她一樣的人生。當追求“主宰自己人生的自由”的思想由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的時候，她受到的幾乎都是批評，但當約翰穆勒提出同樣的觀點的時候，他成為了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如果男性為自由而抗争是值得贊頌的，那麼女性的抗争也有同樣的價值。“我的價值不比你更多，也不比你更少”。
女性當然應該是女性主義者，要不然呢。去相信我們真的在智力體能道德上更劣等嗎，去相信其他人的需要真的比自己的更重要嗎。去相信我的生命與力量隻能獻給家庭嗎。
婦女的父親、兄弟、丈夫不能代表婦女的權利。在那個時代，莫德的丈夫完全沒有照顧和教育孩子的能力，我對他感到一種極大的憤怒。他将參加婦女參政論者集會被逮捕的莫德趕出家門，并且拒絕她來看孩子，然後發現他真的幹不來這個活，将孩子交給了領養家庭。這是父權制造成的苦難，父親，一個沒有經曆生命的孕育的人、一個沒有照顧孩子的能力的人，享有對孩子的一切權利。與孩子的養育和教育有關的提案幾乎都是女性議員提出的，但是，如果隻有女性關注這些問題是很可悲的，女性隻能關注這些問題也同樣是可悲的。
在女性be promised有同樣的權利之後，又經過了許多年的發展。目前，就全世界來說，女性“議員”（或行使議員職責的其他名稱）大約占“議會”（或行使議會功能的機構的其他名稱）的20%
向艾米麗戴維森緻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