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惡與善也許僅在那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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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曉明被收監，法律事務在緩緩推進，社會讨論一直在進行，李父李母的面店被砸，賣了房子和鋪子去賠償，然後躲到鄉下去，父親終日酗酒，母親艱苦營生，妹妹改名字李大芝去城市裡生活，當了一名電視台的編輯。

　　失去兒子的電視台總監宋喬安一家同樣岌岌可危，宋喬安覺得兒子的死是因為自己的責任，所以從此走不出陰影，與丈夫争吵，與女兒茅盾，工作上也變得苛刻專制，不論生活還是工作上都變得十分難以相處。

　　劇集基本上圍繞着這兩個家庭展開，一個是施害者家庭，一個是受害者家庭，并由此向外延伸。王赦為李曉明的政扶律師，于是王赦一家也多有着墨；應思悅則為李大芝的房東，于是李大芝一家同樣重筆；還有就是宋喬安的妹妹宋喬平與林一駿，作為應思聰的醫生和社工也多處着筆。至此，全員基本上就齊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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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殺死了許多無辜的人，是的；他是不是犯了罪，是的；他的罪行是不是罪大滔天，是的；那麼，他是不是應該享有法律賦予他的人權？嗯，來到這裡，大部分的人可能多少就開始要掙紮一下。

　　李曉明是惡嗎？他是惡。但是李曉明是這部劇集裡所要探讨的惡嗎？似乎又不是。

　　很多小夥伴其實不喜歡王赦這個角色，甚至說完全無法理解這個角色。劇集裡其實有一段他是做過自我剖白的，他講過他小時候的故事，他早早就是孤兒，所以小時候他是在孤兒院裡長大的，孤兒院裡有關系最好的兄弟，那天，他們本來應該一起坐上車去找人拼殺，但是那天他因為肚子疼拉肚子錯過了那班車，最終他最要好的兩個兄弟，一個死了，另一個被判了無期……試想一下，如果當天他沒有拉肚子，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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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喬安，她在這部劇裡的定義是一個被害者的母親，在她發現李大芝就是李曉明的妹妹的時候，她與李大芝的那場對話，感覺更像是這總劇所要讨論的惡。一直到劇集裡的另一對母子出現，孩子因為在學校受到了霸淩而出了心理問題，但是卻一直沒有得到妥善的安置，最終母親強烈地譴責了媒體對于她們的傷害，并且最終帶着小孩自殺了，這一段劇情過後，劇集所要讨論的所謂的惡，開始變得清晰了。

　　李曉明被槍決裡的那種雷厲風行帶來的錯愕直接讓王赦崩潰，這裡的惡，也許指向的是民衆的憤怒與輿論的導向，讓本來帶有強烈的正義感的裹脅變成了一整個社會的惡，不是嗎。

　　看着李大芝和李父李母這樣一直被網暴，一直被媒體暴，他們一直在誠懇地道歉，但是這種道歉有什麼用呢，站在他們對立面的，是整個社會的公義，是媒體的良知，以及整個司法系統為了平息民怨沸騰而專案特辦的雷厲風行。看着他們跪着哭着求着說李曉明被槍決，他們也對不起民衆，但是李曉明的妹妹是無辜的，求給她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的時候，什麼是善，什麼又是惡。

　　受害者的家人去找李大芝，她說妹妹的孩子死去了，自己的孩子殘疾了，他們再也不會有新的開始和再來一次的機會了，我們其實沒有辦法苛責，因為受害者的家屬的這番話，你同樣找不到任何從情理法理上去反駁，但是任憑他們去遷怒到李家全家，遷怒到完全無辜的李大芝，又是否是對的呢。李家人對于李曉明的作為并不認同，并且也心懷愧疚，但是這僅僅隻是因為他們善良，但是當善良無法被良善地對待，這又是否是另一種惡呢。

　　這部劇帶給我一種挺大的沖擊，因為善與惡的邊界是如此模糊。

　　比如寶島的司法系統，一個對着公衆開槍的公民，不管他是出于什麼樣的原因，證據确鑿事實充分，沒有任何理由能對其有任何憐憫，按法律規定對其執行死刑，這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在于，是不是特案特辦呢，還是真的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在走。李曉明的槍決，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如王赦所說的，排在他前面有50多個死囚犯，為什麼要跳過所有的死囚犯特案特辦呢，作為他的代理律師都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反而所有的媒體都收到内部消息說要處死李曉明，這中間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以司法公正的名行平息民怨之實呢，這種所謂的善，究竟是真善，還是惡呢。李曉明該死，但是是不是真該這樣死去，是不是應該享用其應有的權利呢。

　　又或者，所有的媒體不休不止地追逐着李家父母和李大芝，當然說媒體有報道權，公衆有知情權，但是犯罪的是李曉明而不是李家父母和李大芝，前文我也說，他們感覺到對公衆有愧疚，僅僅隻是因為他們善良，他們覺得沒有教育好兒子，她覺得沒有更好地關心哥哥，所以才導緻李曉明犯了罪因此而愧疚，但是從法理上，他們有什麼罪過嗎？李曉明伏法，李家人為什麼卻要一輩子依舊去替這本不是他們犯的過錯去贖罪呢？媒體追逐着他們，僅僅是因為他們能夠替媒體帶來更高的收視率更多的點擊量以及更好的收入，以良善之名，對本非惡的李家人窮追猛打，僅僅隻是為了供給民衆歡娛，甚至帶起民衆憤怒，這一場追逐，獲利的其實隻有媒體，連民衆其實也不會感知到任何快樂，不是嗎。這種所謂的報道權和知情權，又是否是在為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