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達隻是因為需要存活所以在街頭遊蕩并依附每一個願意收留她的男人，看似漫無目的，實則毫無選擇，對于無工作無住所的她來說跟着飯票是沒有辦法的選擇，跟随那個在酒吧裡看報紙的男人會比這個蹩腳的盜賊更好嗎？

而她好似也并不在乎讓生活變好，她似乎沒有任何可以支撐自己的技能和态度，當女子的性别可以使其依附到飯票，那就這樣吧，付出性來換取番茄意面，毫無目标毫無自我毫無情緒，毫無生存空間。而最終她反擊了一個新的飯票，好似在那時出現了情緒，而後呢？她依舊無處可去，而後被繼續收留，但夾坐在兩個男人身間的她又好似在思考，如果這部影片的娜拉有在出走，那必然是在反擊那個想要強奸她的男人之後。

我會認為旺達這個角色在寫作時被投射了太多主題因而表現得很不現實，但寫作她的人又給她寫做了一個極為現實主義的土壤，因而造成了分裂。我認為對于旺達來說極為不現實的一點是她好像沒有恐慌——她似乎不會為無處可睡或是餓死街頭而緊張，她并不像羅塞塔一樣焦慮或恐懼，她的生命力極為孱弱，她的生命哲學是什麼，她對于死亡會持有如何态度？我難以想象。且除此以外，旺達沒有過去，在故事中她不存在成長的土壤，我們能知曉的，她被丈夫抛棄，被姊妹的家庭厭惡，除此之外就沒有了，她因為沒有過去，所以也無處可歸，隻能遊蕩。

但旺達她被如此故事性地創造出來，必然有其象征意味，我不認為她隻是為展現某種狀态而存在，因為她實在太故事了，而這也讓我感到困惑，女性主義？迷惘一代？一位女性流浪漢？首先我認為必然存在對女性主義的讨論，一個乖順的嬰孩身上出現了“我要拒絕”的反擊，這無疑是一個女性主義的主題，但是她并不先進，在女性已經參加工作的70年代，我實際上并不認為這個主題會是先進的。那麼最具女性主義讨論的地方在哪裡，我認為就是在她的反擊以後，她尖叫、反擊、跑過了一片密林，而後繼續駐足在别家樓下，也就是，在娜拉出走以後，對于一無所有的女性流浪漢來說，她唯一的乞讨方式即是跟随男人，付出性以換取番茄意面。

那麼在此母題下，重看被蹩腳盜賊撿拾而後跟随，最終對其産生情誼的過程，這是否宛如一段婚姻，而在影片中，他們也從一個從觀衆清楚知曉為假的couple變為至少對我來說不知真假的couple，丹尼斯身着西服同時要求旺達穿着白色連衣裙和他回自己老家，如同是帶女友回家，而最終旺達也加入了丹尼斯的搶劫行動之中，并在他死之時真實地産生了痛苦和悲怆。

那麼我接下來的問題即是，旺達的最後展現出的主體性從何而來的？她為何能在此“婚姻”之中長出了些許主體性，在最後的搶劫行徑中丹尼斯對其的些許表揚真得有這麼大的效果嗎？我認為其轉變最初出自于那次公路上的分歧，此時旺達第一次知曉丹尼斯的真實身份，而她未選擇下車，我不認為是旺達帶有完整主體性地選擇了留下，但選擇的力量并非完全不存在。也許是在長久流浪之後，跟随丹尼斯并完成其交給她的任務讓她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又映射出了過去女人唯在家庭和婚姻中能有生存空間，她選擇了一個已有的生存空間而非回歸流浪狀态重新去找生存空間，而這也意味着她在此時進行了權衡和判斷，意味着一絲自我意識地産生。

那麼難到導演在說所謂婚姻使女人産生了主體性？不，并非，實際上是生存空間。生存空間的出現使女人得以思考更多，也得以擁有依托以權衡利弊做出利于自己的判斷，然而婚姻？丹尼斯并不能使旺達真正生出堅決拒絕的意願，旺達永遠在對丹尼斯妥協，她完全的拒絕也是在丹尼斯死之後展現出來的，一個新的生存空間和自我意願的矛盾，旺達選擇了後者。

其實關于其它主題我還沒想到可以怎麼寫，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