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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的退場
我們在《好東西》裡很難找到愛情。我說的甚至隻是這兩個字。
那些類似愛情的東西，都被某種避諱式的比喻優化成了一種切實而又含混不清的關系：課間十分鐘的關系、在廁所一起吃東西的關系，甚至是“後媽”和兒子的關系。
根據我的不完全統計，“愛情”隻有在一些古怪的時刻被，邵藝輝釋放了出來。
“愛情”在全片的第一次出現，是王鐵梅在新入職的廣告公司的公衆号“女子東西”的最新的推文标題：“歐洲國寶索菲亞·羅蘭的一生摯愛”。
當然，這份摯愛馬上就被證明是一個假東西——這是個賣意大利面廣告的噱頭。不過，看過《愛情神話》的觀衆一定會記得那個老烏和索菲亞·羅蘭在羅馬一夜情的故事。根據他的講法，這位歐洲國寶告訴老烏，他是自己生命中第一個中國男人。而且，她希望二人最好此生不再相見，因為這樣就可以永遠地“記住”彼此。老烏記住了她，并且因為她的“死訊”而飲酒而亡。當所有人覺得這是一場神話時，一家歐洲房地産公司代表找到老白，暗示一位神秘的歐洲人士從1990年開始就挂念着老烏。
彼時，邵藝輝尚不忍心讓這場與歐洲國寶的摯愛故事，徹底為假。
“愛情”二字最完整的出現是胡醫生公寓樓下保安爺叔的那句：“那錯的是我，我這個愛情的障礙”。這次出現極具嘲諷。
保安爺叔為了報答小葉的奶茶之情，向小葉誇口，自己近來已經不讓胡醫生的其他“女朋友”上樓。這是老一輩人理解的關系，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上了床，那肯定是因為愛情，而愛情要求他們不可以和其他人上床。這或許是小葉心裡想要的東西，但小葉馬上對這種排他性的需求産生了警覺：“她隻是喜歡了一個人，有什麼錯？”況且，小葉也沒有要求過保安爺叔式的愛情，她隻是希望在床上的關系之外，還有“周五一起看演出的關系”。反而是胡醫生在誤以為小葉為了自己自殺之後，幡然醒悟，主動發起一段爺叔式的愛情時，小葉生理性地嘔吐，告訴他“我做不到了”。
在愛情的問題上，現在的邵藝輝更吝啬了。
在《愛情神話》裡，愛情盡管有一些扭捏，但還是出場了。李小姐在和老白在他家複習了一晚上話劇之後，在清早倉皇而逃，但老白卻認為，他們之間是一起吃早點的關系。
在他目睹了李小姐的出逃之後，剛開始想配合着演出一場輕松的戲，但最終還是把聊天框裡輕浮玩笑的“一夜而已？”換成了更類似夫妻日常的“上班去了？”。老白對愛情始終保持了一種爺叔式的理解，他承擔起了帶瑪雅的工作（在《好東西》裡這個角色主要是朋友小葉完成的），主動給李小姐修燈，主動提供房子希望一起居住，并在和Gloria發生意外後立即有了因為排他性意識而帶來的愧疚。
老白顯然是《愛情神話》的底色，而李小姐和Gloria更像是正在從《愛情神話》攀爬到《好東西》的人。
李小姐在正片從來沒有想跟老白進入到愛情之中。她想把老白看作是她的一雙舊高跟鞋，走過一段路就不适合再穿。她在正片裡是那個通過比喻回避愛情的人：“到你家去喝酒”，“晚上到你家去拿高跟鞋”，對老白最大的接受是正片結束時的那句“明天要不要一起喝咖啡”。
Gloria更是如此，她在和老白一夜情後，主動付給他錢，并且明确地在點滿男模的KTV告訴老白：
“白老師，你是好人，但是一個女人并不會因為一個男人是好人，就要跟他在一起”。
不過終究，這不是一個《好東西》的世界，正片結束演職人員表出現後，邵藝輝讓李小姐返場，在微信上跟老白解釋：“一直都是喜歡的，隻是我沒有準備好再去看一個新的電影。怕最後又是一個爛片”。同樣，Gloria在事後打給老白的兩萬五，分毫不差，正是綁匪認為她丈夫在她這兒值的錢。而她在KTV說了那句潇灑的話後，打開男模之屋，臉上的妝卻哭花了。
有趣的登場
愛情的退場并不是男人的退場。相反，在《好東西》的世界裡，男人還多了起來。相比于三個女性圍繞着老白一個男人在轉的《愛情神話》，而這個前夫、小馬和胡醫生三個男人圍繞着三個女人敲鑼打鼓的世界，更加熱鬧。無論是鐵梅還是小葉都并沒有對前夫或胡醫生有很強的對立敵意。他們來了又走，在餐桌上表演女權，但她們沒有把他們趕出去，也沒有為他們鼓掌。他們并不是生活的中心，也不是生活的對立，隻是生活的一部分。
鐵梅和小葉所看重的自在本身拒斥任何吸引注意力的仇恨感。
男性角色的問題在于無聊：無論是急于确立長期關系的小馬，渴望複婚的前夫，還是“幡然醒悟”的胡醫生，都和保安爺叔一樣，帶着一種舊世界的無聊氣味。這種無聊就像是那個充滿着彈鋼琴、拉小提琴的學校演出廳，而她們希望王茉莉到livehouse去自由地打架子鼓。
如果愛情足夠有趣，那它不一定需要退場，隻不過這世上大部分的愛情都像爺叔式的愛情那樣無聊。
在《愛情神話》裡，老白和李小姐在片頭看的話劇叫《人類要是沒有愛情就好了》。有趣的李小姐看哭了，無聊的老白沒有看懂。老白拿着書去咖啡店問洋洋時，洋洋告訴他，話劇改編自一本同名書，而且書比劇更好看，隻不過大家并不知道。作為作者，邵藝輝或許在暗示讀者，無聊的愛情在電影中退場，但有趣的愛情需要到書中去找尋。
在這本短篇小說的自序裡，邵藝輝說：
我寫的是厲害的女人和搗亂的男人，他們都一樣迷人。這些女人，哪怕命運飄搖也能自得其樂，可以興風作浪，但絕不拖泥帶水。世上沒有一件東西是她們格外想要的，也沒有什麼是她們不能奉獻的，她們是如此自由，自由才是深淵，自由領導人類發瘋。這些男人，一定是懂得欣賞和保護這種女人的，他們見識過，也糟蹋過，他們樂于搗亂，也善于建設，他們具備浪子的自我修養，愛過一萬次也專注于給女人初戀的感覺。他們最知道厮守到老的愛都會變質，都變成了情和義，真正的愛是美的頂端，不宜久留，沒有天賦就登不上去。
邵藝輝對于有趣的追求是極緻的。離婚、懷孕、出軌、失學或者一夜情都不是問題。書中的女孩子們大多看多了男人俗套的顯擺、勾搭、上床、解釋、放手，也一遍遍經曆過了愛情的生長、發展和死亡的俗套周期。不過，她們仍舊會選擇進入到愛情中，隻要這個關系的開始足夠有趣。
在第一個故事裡，女主在一次次的相親中感到無聊，就拼命的揉眼睛、玩手指，并且她可以把大拇指彎到貼住手臂，以此吓退很多男生。不過，她還是被一個男生所吸引，因為他陪她一起掰手指，并且把自己的大拇指弄脫臼了。
在第二個故事裡，女主和男上司的偷情之始是因為他們一起選擇在被香煙觸發的辦公室警報器下淋雨。 後來男上司愛上了她，希望包養她，她心動後感到恐懼，不但舉報了上司還愛上了大老闆。
在第三個故事裡，女主立志追求“完美一夜情”，絕不留戀，不過她最終愛上了一個通緝犯，而最初的吸引是因為女生的長頭發因為靜電炸毛，而男人給她夾了一塊鳗魚叫她“電鳗”。
偶然的關系或非正常的事件，都代表着一種以俗套愛情為代表的無聊生活的反抗。一切希望用理性維護的生活，隻會遭到荒謬性的反噬。
比如在第七個故事裡，男主人公馬可是一個理工男，他的情人莉莉也是一個理科生，兩個人嚴格計算安排約會的時間，以便不讓馬可的老婆楊桃知道。馬可甚至還計劃好了如何引入一個“文青”情人，以綜合他過于理性的生活。諷刺的是，他在去找高中“文青”同學小青時，誤把她的清純的女兒當成她，而這個看似清純的女孩兒後來翻過來栽贓她。回到家之後，老婆楊桃發現他包裡的偉哥，但他正準備解釋時，她雲淡風輕地讓他放好，不用解釋。好巧不巧，他此時也偶然發現了楊桃梳妝台上的避孕套，但卻沒有理由無法發作。他下定決心在“非規定時間”去找情人莉莉，卻在自己租的房子裡，發現了另一個男的，才知道莉莉的排他性隻是在“規定時間”時間之内。
在邵藝輝的小說裡，偶然發生的怪東西，才是有趣的好東西。
想要的東西
王鐵梅出場時，已經是一個自得其所，追求有趣的人了。她是否有一個找到自我的過程？
小說裡的第八個故事《不再掩飾》或許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端倪。女主人公羅修的前夫是一個不靠譜的神經病，他在她父親墳地上求婚，又在酒吧裡公開宣布離婚。離婚後，羅修發現自己懷孕了，不過正如邵藝輝所有電影和小說裡的女主一樣，羅修長得好看，可以無限續杯男人。
她最終愛上了自己工作酒吧裡的老顧客，善于跳探戈的四郎。四郎是個老舞棍、浮浪子，他教羅修跳舞時告訴她，哪怕是相同的音樂，每次跳舞都會跳出不一樣的感覺：“就如同你一生會跟十幾個人相愛，但是每段愛情都不一樣”。羅修不知道“跟十幾個人相愛”的感受是什麼。浮浪子告訴她：“你需要首先感受你自己，再感受其他人，然後在做出你的判斷。”
後來羅修終于想明白自己愛上四郎的原因了：
“他并不是我的理想愛人，他是我的理想人格，是的，我想做他那樣的人，包括一生跟十幾個人相愛”。
這種通過愛情來完成“我想要”的自我主體性的确立，從而獲得一種自由的觀念，并不是什麼大新聞。波伏娃在《第二性》裡就說過：
“有一天，女人或許可以用她的‘強’去愛，而不是用她的‘弱’去愛，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棄，而是自我肯定，那時，愛情對她和對他将一樣，将變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緻命的危險”。
包括薩特和波福娃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他們簽訂的著名的open relationship的契約，生成器感情存在着必要的和偶然的，那麼這兩者都不可缺少，一定要去在不同的偶然性的當中去獲得生命的意義，去體驗。當然，對薩特和波伏娃愛情的曆史考證也證明，他們并沒有自己所聲稱的那麼自由，嫉妒、怨恨、恐懼和糾纏仍舊存在在這對法國第一情侶的生活中。
但無論怎麼樣，這種哲學思想和實踐表達了一種态度：在性别之上，還有一種作為人對于自由、偶然的生命本真狀态的追求，而愛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域供男男女女們去實現這種追求。
邵藝輝筆下或者鏡頭中的男男女女也是如此。無論是想換鞋走路的李小姐還是在KTV裡點盡男模的Gloria，還是十項全能的王鐵梅，或是喜歡戀愛的小葉，她們都并不是男性的仇恨着，也不是愛情的絕緣體。她們希望的是力圖找到一種強且自由的方式，讓愛情成為有趣的遊樂場，而不是無聊的保護傘。
如果用“社會批判徹不徹底”這樣一個大棒去衡量的話，邵藝輝當然有很多的不夠徹底的地方。
比方講，在《好東西》裡，那些正經嚴肅，對社會結構的批判，是由女權“表演藝術家”說出的，小葉和鐵梅隻是在旁邊友情嘲諷。包括那段著名的聲音蒙太奇，把鐵梅的煎蛋、吸塵、甩衣、刷鞋想像成暴雨、龍卷風和雷聲，也可說有大大有“美化”家務勞動之嫌。《愛情神話》裡三個女性争着和白鴿學護膚知識，以及邵藝輝作品裡擁有美麗容顔的女性，也或可被看作是增強“容貌焦慮”的證據。
不過，如果這些缺點被認為是邵逸輝作品的本質的問題，那麼其實她所面臨的批評跟王鐵梅所遭遇的網暴是一樣的：她們并沒有選擇書寫痛苦和沉重，而是選擇書寫快樂和自由。
自由作為目的
這讓我們重新回到邵藝輝那本小說的前言：
“世上沒有一件東西是她們格外想要的，也沒有什麼是她們不能奉獻的，她們是如此自由，自由才是深淵，自由領導人類發瘋。”
無論是奉獻還是索取，相愛或是獨身，生育或者是絕育，其實他們都是在社會學層面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的目的。
換句話說，社會生活的具體樣态其實都服務于一種更高的生存的理想狀态，也就是自由自在的瘋癫之感。如果一個人能夠确立這種生活目的，她就可以把一切生活的具體方式——無論這種方式是結婚還是離婚，是奉獻還是索取，是相愛還是獨身——都轉變成為一種自由自在的狀态。
而且，她也擁有随時轉換狀态的能力。如果邵逸輝的電影和小說在社會學層面的批判力度不夠的話，那或許是因為她對于偶然、自由、有趣的生命本真狀态近乎瘋狂的追求，超越了她對于具體的生活形态的批判的興趣。
如果說邵藝輝的電影在社會學批判層面的批判力度不夠的話，那或許是因為她對于偶然、自由、有趣的生命本真狀态近乎瘋狂的追求，超越了她對于社會生活具體形态的興趣。
這也是為什麼她的漂亮的女主們一方面是職業偷情者、一夜情專家、離婚媽媽這樣“悲慘”的社會角色，另一方面又是充滿了生命力的“有趣”的人。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邵藝輝并沒有進一步反思這種法國存在主義式的愛情觀的弊病：一個人是否可以真正的擺脫束縛和社會的所有的規約，去獲得這樣一種自由感？沒有責任的自由是否真正可以帶給人幸福？
但我覺得對邵藝輝作品進行這樣的哲學批評，和那些社會學批判一樣，都沒有什麼意義。
就如我願意看到Woody Allen把那些隻言片語的哲學思想，嚼嚼爛，配上一點爵士樂，揉到他那漂亮有熱鬧的紐約裡，再喂給我一樣，我也願意看到邵藝輝讓那些瘋瘋癫癫、癡心又浮浪的俊男靓女們，在上海同福裡奔跑。我願意看到她創造的這些美麗又有趣的好東西，一遍一遍又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