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暗調都市，沉默表達

影片整體立足于都市人們精神上的疏離和孤寂描畫，在這種專一的關注點之下，理所當然弱化了影片的叙事性，偏重于情感和語言的表達。電影是第七大藝術，擁有更為多維的表達，當情感和語言能夠被認識的部分不足時，通過鏡頭語言、色彩、音樂來填充，在王家衛的電影中得到突出體現。
電影的主線是黎明和李嘉欣。黎明是一個殺手，李嘉欣是他的合作夥伴，兩人基本上在同一間屋子出沒，卻互不相見，而在這樣沒有接觸的相處關系中，也許是基于一種共同患難、相濡以沫的不安全感使兩人相愛。（但他們真的談起戀愛來，嚴格來說，是暗戀彼此卻沒有讓對方知道，原因是王家衛電影的一貫母題——不想被拒絕，所以先拒絕人）
在李嘉欣出現在黎明家中為他打掃衛生時，用暗紅色烘托一種暧昧氣氛，在有限的空間内營造無限落寞黯淡的情感，孤獨無限超越并模糊了空間的限制，也暗示她暗紅色一樣極緻卻隐忍的愛。這時候色彩已經不單單是美學上的意義，更是反應人物内心的不可或缺元素——抽象主義畫家康定斯基認為：“一般來說，色彩直接影響到心靈，色彩宛如鍵盤，眼睛好比音錘，心靈好像繃着許多弦的鋼琴，藝術家就是彈琴的手，有意識地接觸各個琴鍵，在心靈中引起震動。”由此窺見色彩對整體藝術風格及情緒的支撐與奠基作用，《堕落天使》通過色彩烘托人物的情緒狀态——以低飽和度的暗綠色、暗紅色為主，營造一種現代都市落寞、寂寥、華麗、冷清的哀傷氣息，前四分鐘演員隻字未言而落寞的情緒全染。
而落寞的源頭，除去情感和精神上的孤獨、邊緣人群身份的不認同感、還有特定時代背景的産物——“世紀末”。作為時間的标識，應用于香港人身上，指的不單是全球性那種對20世紀即将結束普遍存有的焦慮與頹廢意識，而更為明确的指向香結束英國租界曆史而回歸中國的曆史事實，對于港人而言，“世紀末”意味着香港注定于1997年交還中國，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懷舊情緒的産生應歸結于香港人在這一時期産生的“世紀末”情緒。“它體現出對以往的一切發生深刻懷疑和巨大動搖，而對未來既充滿想象又因不可知和難以把握而顯得絕望、恐怖的社會心理特征”因此在電影中表現出極具後現代性的孤立感及其衍生的陌生、飄搖、不安的的荒誕感。
後現代是一個超越性意義，它代表的一種思維方式和理論觀念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強調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傳統性，不确定性，非連續性以及強調多元化和标新立異，對後現代特征的化用造就了王家衛電影一種獨特的美學——偏執與自我的荒誕：《堕落天使》中不論是金城武強迫别人洗頭，強迫父親吃雪糕吃到拉肚子，還是楊采妮誇張的叫嚣着要尋找根本不存在的“金毛玲”，或是李嘉欣因為愛而不得而自我毀滅式的自渎和哭泣，莫文蔚雨中扭曲的體态狂奔，看似匪夷所思的行為，都是一種強烈溝通欲得不到滿足後的爆發，積壓過多後的爆發，便組成人難以理解的誇張和荒誕，甚至是怪癖，這種張揚的方式如同驚世駭俗的藝術品，别有一番荒誕之美，更具離經叛道的意味，拓展了美的界限，這也是荒誕的意義。

二、失語根源，自我設限
蔣勳提出，詩歌以比興發出詩意的情緒，電影中同樣有寄托之物。在工業社會或商業社會中，人們會以商品來寄托情感。王家衛的另一部電影《重慶森林》中的男主角愛上一個人，他會到超級市場去買一個鳳梨罐頭，罐頭上寫着二十八号到期，因為二十八号那天他認識了一個女孩子。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佐證了一種在商品裡找到有意義的符号來代替情感的方式。除此之外，《堕落天使》中李嘉欣固執的認為“翻看一個人的垃圾，你不難知道他最近都做過什麼事”，這也是一種将感性意義強加于商品的行為。在一個極度虛無（這種虛無源自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削弱）、失語狀态的世界中，一切溝通都是徒勞的和複雜的，所以才會抓住一個代表性的東西，哪怕以商品物質來代表形而上的、抓不住的情感。當然，這并不是說王家衛發掘了在失語狀況中僅此一法，而是在一切應對失語的方法中，這是最能引起人們共鳴的、具象的方式。
在片中，金城武是“失語障礙”最突出的角色，因為母親的緣故成了啞巴，失去語言以後采取的溝通方式，是近乎暴力的，盡管這種暴力在電影中被柔化和喜劇化了，但仍然是暴力，通過自我設限的“關懷”意義去度量他人的需要，類似于心智不成熟的孩子的無理取鬧，誇張且不知所謂，盲目的抓捕一種偏見式的意義。這其中包含着什麼呢？卡倫·霍妮在《神經症與人的成長》中“自我掙紮”讨論了這個問題，在嬰幼兒時期而言，行為表現的決定因素中，生理需要的滿足遠比心理需要來得重要，那時“真我”還隻在萌發狀态中。他們行為的表現主要是依據“快樂原則”（Principle of pleasure），亦即主要由本能的沖動而決定，然而經由“現實”的感受或體驗之後，“現實原則”（Principle of reality）乃與快樂原則相應而生。于是随着年齡的增長、經驗的累積，現實原則開始取代快樂原則而支配了“真我”。譬如，幼兒看到火可能會覺得新奇興奮，因而（依着本能的沖動）伸手去摸它，但卻被燙傷了。因燙導緻“痛”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就是事實帶給他的一個警告（以後行事的原則）——火是不能摸的。當真我開始表現和作用後，環境所加給他的影響，會改變真我抒發的方向與形式。在卡倫霍妮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金城武的“暴力”是因為他知曉自己的失語而采取的規避措施，是一種後天性，無可奈何的選擇，這一解釋同樣應用于李嘉欣與黎明的情感糾葛中——“有的人是不适合太接近的，知道太多反而沒有興趣，我是一個現實的人，我知道怎樣讓自己更快樂”李嘉欣這句台詞，也暗示了她所要“規避”的“快樂原則”。所以一切失語的源頭，皆是自我設限和防禦意識的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