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了是政變，

成功了就是革命！

——《首爾之春》

文丨舊故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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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上校約阿希姆·派普在二戰之後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但事實真相隻有親曆者才知道。”這句話用在韓影《首爾之春》裡十分恰當，也十分貼切。

也許你對韓國的曆史并不了解，但你一定聽說過這些電影的名字《辯護人》、《南山的部長們》、《出租車司機》、《華麗的假期》等，這些電影的故事背景或多或少都與一個年份或一個人物有關，那就是1979年和全鬥煥。

首先聲明，《首爾之春》是有一定觀影門檻的韓國曆史電影，并不适合大衆影迷，至少，有看過上面提到的幾部影片為基礎，才不至于在看電影時被複雜的人物關系和沖突搞得雲裡霧裡。

所以在正式講述電影前，先為對這部電影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提供一些曆史小佐料，幫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電影中曲折又複雜的人物關系。

“真實曆史”

1979年之前，韓國第三任總統樸正熙通過一系列鐵腕手段，領導韓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騰飛，創造了“漢江奇迹”，讓韓國在短時間裡，甩掉了最落後國家的帽子，從戰後的經濟廢墟上崛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取得了讓世界為之矚目的國家發展成就。

盡管，樸正熙的領導力在韓國曆史上難得一見，可“獨裁政治”的背後也為國家埋了“禍根”，影響至今。

為了經濟的發展，樸正熙扶持了大量的韓國财閥，這些财閥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與财團相結合，極大影響了韓國政治的健康發展，造成了韓國财閥在政壇上有極大的話語權，從而根深蒂固地成為能夠影響韓國政治的力量。

1979年10月26日，為了恢複自由民主，阻止更多國民的犧牲，經曆了無數次心理博弈和内心鬥争後，情報部長金載圭刺殺了總統樸正熙，現實中最後被判處絞刑。

總統樸正熙遇刺身亡，韓國結束了長達18年的軍事獨裁。金載圭以為結束了樸正熙的高壓統治後，韓國會迎來解放、迎來自由，事實上并沒有。

當韓國人都以為熬過政治寒冬，就能迎來滿懷憧憬的春天，可“春暖花開”的景象并未如期而至，反倒權力真空期内，各方勢力蠢蠢欲動。

樸正熙被刺殺後的第47天，全鬥煥就發動了軍事政變，政變自12月12日18時30分爆發，到次日淩晨5時10分全鬥煥取得總統崔圭夏追認對鄭升和的逮捕令宣告政變成功，整場政變持續了9個多小時，史稱“雙十二政變”。

通過這場政變，以全鬥煥為首的“一心會”勢力掌握了軍權，建立了“新軍部”，繼而于1980年發動5·17緊急戒嚴事件，奪取政權，之後全鬥煥當選總統，修改憲法，開創大韓民國“第五共和國”。

科普一下“一心會”，這是全鬥煥成立的一個地下軍事組織。成員都是韓國陸軍士官學校的學員，初組建時隻是一個同學聯誼會，随着成員慢慢進入核心圈，逐步演化成為一個政治集團，“一心會”可以說是全鬥煥奪權的關鍵。

一個獨裁者倒下，新的獨裁者又登場……

“電影改編”

電影《首爾之春》講述的就是這場令人無奈的“雙十二政變”，講述總統樸正熙被刺殺後，以全鬥光為首的“少壯派”軍官擊敗國内“清流”奪取韓國政權的故事。

如果沒有真實曆史的鋪墊，可能觀衆們都會期待電影最後的那個“反殺時刻”，但現實是我們都知道全鬥煥政變成功，并且當了兩任韓國總統，之後滋潤的活到了90歲。

電影的結局早就由曆史寫下了注腳，從而讓電影中所謂的正義顯得更加可笑。

電影開始于樸正熙總統遇刺身亡後，陸軍參謀總長鄭祥鎬（原型為鄭升和），被任命為戒嚴司令官，掌握人事任免權，可謂是除總統外最有話語權的人。

保安司令官全鬥光（原型為全鬥煥），則被任命為聯合調查本部長，負責調查總統刺殺事件，掌握整個國家的情報工作。

其實除了是保安司令官、聯合調查本部長等職務，全鬥光還有另一個身份——軍隊秘密團體“一心會”首領，他善于周旋收買人心，通過各種手段，讓軍隊上下遍布“一心會”成員，為自己的野心鋪路。

鄭祥鎬早就對全鬥光在軍隊内部拉幫結派的行為看不下去，為了制衡全鬥光，直接明牌打壓，提拔為人古闆但責任感強的“模範軍人”李泰臣（原型為張泰玩）為首都警備司令官。

至此，全鬥光、張泰臣兩人正邪對立，一場“權力的遊戲”徐徐展開。

我們常說“正義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可現實中正邪對立，好人總是鬥不過壞人，為什麼？因為好人永遠是理想主義，永遠都有底線，可壞人不是，壞人的眼裡隻有目标，為了無限接近這個目标，他隻遵從一個字“幹”，行動大于一切，所以糟糕的時代往往是由不擇手段的野心家和愚昧迂腐的理想家共同完成的。

李泰臣臨危受命，名義上掌握首爾兵權，但實際上軍隊早就被全鬥光的勢力滲透，導緻面對之後全鬥光的政變，李泰臣隻能化身孤膽英雄，殊死抗争……他是忠臣，也是孤臣。

1979年，12月12日，全鬥光支開了張泰臣為代表的幾位重要成員，借由“總統刺案聯合搜查本部長”的職務之便，以莫須有的罪名，在未經現任總統崔韓圭（原型崔圭夏）批準的情況下，先發制人，強行逮捕陸軍參謀總長鄭祥鎬，并調令外地部隊進攻首爾，發起軍事政變。

雖然以張泰臣為首的鎮壓軍未能在第一時間得知“全鬥光政變”消息，但他敏銳的察覺到了不對勁，所以無論全鬥光的部下如何拖時間，最後張泰臣還是坐車離開了，才發現了事情的嚴重性。

政變之初，鎮壓軍有太多機會可以一舉剿滅叛軍，可現實是，在首爾的将軍們都沒把這次政變當回事，覺得叛軍攪不起什麼風浪，根本沒考量這次事件的嚴重性。

還有時任國防部長吳國相（原型盧載铉），人送外号“半島跑男”。在政變當晚聽到槍聲後，第一反應竟是帶着妻小逃跑，躲進了韓美聯合軍司令部尋求庇護，以至于政變雙方在一開始都找不到他。高層廢物中的典型代表。

為了政變合法化，政變前全鬥光就要求總統崔韓圭簽署逮捕鄭祥鎬，但他多次拒絕，他不想讓韓國成為這些人手裡的玩物，可他一個人的力量太薄弱了，剛上任，也沒有什麼實權，最後在全鬥光逼宮下不得不簽，但他也堅守了自己的底線，在簽名時标記了日期，立證全鬥光是先斬後奏。

最慘的還是李泰臣，當晚，他完全有能力力挽狂瀾，隻要有人願意聽他的，都不至于輸到這般田地，原本鎮壓軍勝算很大，進入首爾周圍的好幾支部隊都被策反了。

原本隻要鎮壓軍有軍駐守，完全不帶怕的，可叛軍狡猾，搞了個口頭的“君子協定”，成了這場政變轉折點。

叛軍聲稱要“和氣撤軍”，雙方都要撤，結果原本鎮壓軍這邊的絕對戰鬥力第八空輸撤了，叛軍的空輸在撤了一半後又折返，其實當時若不去理會叛軍這些話，倒也能赢，隻是鎮壓軍高層太無謀略，太廢物了。

當然，作為商業片，電影在真實事件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改動。

比如張泰臣大橋孤身勸返叛軍橋段，電影需要，并非曆史事實。

比如最後張泰臣将軍組織的一百多人，打算在幾輛坦克裝甲車的掩護下攻擊全鬥光的據點。曆史是當時叛軍已經兵臨城下，鎮壓軍大勢已去，這一百多人實際上連門都沒出就散了。

電影最後高潮部分，李泰臣打算炮擊全鬥光據點，最後全鬥光無恥的拿平民做要挾，張泰臣擔心控制不好炮火波及範圍，不好控制事态，同時因國防部部長口頭撤職，最終作罷。

你看，好人永遠考量這麼多，壞人隻會利用好人的這些弱點來逼迫好人就範。

《首爾之春》短短2個小時的電影，要呈現多方勢力的盤根錯雜，又要呈現你來我往的正邪鬥法，非常不易。這不僅僅是對編劇、導演的考驗，也是對演員、剪輯的考驗，好在如此緊迫的時間，電影張弛有度的完成了故事的整體調度。

電影在人物群像的塑造也十分出彩，雖然有些角色的出場時間不多，但卻能讓人恨的牙癢癢。

比如懦弱無能的國防部長；

被反叛軍耍得團團轉的參謀次長；

也有人讓人無比心疼，比如本可以扭轉局勢卻無能為力的鎮壓軍長官金準烨（原型金晉基）。

電影裡，沒有我們信仰的“邪不壓正”式的結局，政變結束後，叛軍們在歡快的慶祝勝利，而忠勇的正面人物則锒铛入獄，受盡折磨。

最後借一張叛軍的合影，給出了每一個惡人的善終結局。

而那些畫面之外的好人，我一一去查，結局都不好，甚至好多人都可以說是悲慘，特别是主要鎮壓軍的那幾個，從個人到家庭，都收到了牽連。

《首爾之春》像是一則寓言故事，曆史是鏡子，它用殘酷的事實告訴我們人性的崩壞和系統的潰爛，導緻某些看似難以撼動的東西遠比我們想象得要輕易和迅速。

我們常說，善惡終有報，可你以為社會是一台精密儀器，各行精英謹慎周密地維持其運轉，但經曆越多越發現這個社會就是個草台班子， 一小撮精英帶一大幫混子，盡最大努力維持着社會的底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