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見公衆号“皎皎閑話二三事” :她和她的明天

注:本文涉及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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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電影《還有明天》由寶拉·柯特萊西自導自演,故事發生在1946年的羅馬,在二戰遺留的貧困和荒蕪中,在國體公投激發的變革浪潮下,在家庭和婚姻的長久挫磨裡,主人公迪莉娅面臨着社會和生活的種種變動,也将在個人和群體的命運浮沉中做出選擇。

迪莉娅的故事是衆多女性故事的縮影,她的苦難、她的抗争、她的希冀為過去乃至當代的女性所共同經曆,她所奔赴的明天也是屬于無數個她的明天。

影片名為“還有明天”,為對于迪莉娅來說,明天是下一代,是自己的女兒,她的人生還有改變和拯救的餘地;明天是投票開放的最後期限,也是她和千萬女性表達自我和行使權利的重要機會。即使長久地陷于當下生活的泥濘,迪莉娅也在拼盡全力地逃離着過去,更在不遺餘力地創造着未來。

已往不谏,來者可追。對于迪莉娅們來說,還有明天,即是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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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的你,眺望的我

女兒往往從母親身上第一次了解女人,也往往從母親身上第一次窺見人生。

女兒對于母親的不滿和憤怒不僅是出于女性之間天然的相惜共情,還因母親是自己能夠看到和觸到的最具象的未來,她的苦難是一道刻在眉間的皺紋,也是一道刻在人生路途上的覆轍。苦難和應對苦難的經驗是在一代代女性間傳遞的最為牢固的遺産,而在苦難的制造者兼得利者的推動下,覆車繼軌的戲碼已經上演了千百年。

當迪莉娅因為看不慣準女婿的言行而委婉地勸告女兒瑪塞拉重新考慮婚事時,瑪塞拉感到好笑又不屑,反問一句“難道你就很會選嗎?”頂得母親啞口無言。和許多生活不幸的母親一樣,迪莉娅成為了女兒心裡“甯可死也不要成為”的那種女人,這不是不愛導緻的薄情寡義,恰恰是太愛引發的切膚之痛。

在女兒看來,母親在家中任勞任怨,像奴仆一樣伺候一家老小,卻被家人輕視和虐待。她既心疼母親在家中的境遇,也氣憤母親為什麼逆來順受地忍受一切。她是如此渴望母親能夠對這些不公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的抗争,而不願自己在母親日複一日的忍耐和沉默中提前明白“認命”二字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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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電影中的這對母女來說,她們都面臨着這樣的選擇:迪莉娅或許可以通過和初戀情人私奔來擺脫暴戾的丈夫和累人的家庭;瑪塞拉或許可以通過和男友成婚來離開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但在這種逃離的渴望之中,迪莉娅首先清醒了過來,她比女兒更早地看透了這種選擇背後的局限和不可靠:如果女性的解放要靠依附另一個男人來實現,那這不過是将鳥兒從一個籠子關進另一個籠子。

對于電影中的這對母女來說,她們都面臨着這樣的選擇:迪莉娅或許可以通過和初戀情人私奔來擺脫暴戾的丈夫和累人的家庭;瑪塞拉或許可以通過和男友成婚來離開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但在這種逃離的渴望之中,迪莉娅首先清醒了過來,她比女兒更早地看透了這種選擇背後的局限和不可靠:如果女性的解放要靠依附另一個男人來實現,那這不過是将鳥兒從一個籠子關進另一個籠子。

當迪莉娅一次次發現女兒與其男友的相處模式與當年自己和丈夫熱戀時如出一轍時,她便在這種時空交疊中感知到了命運的回響——這不是喜劇的開始,而是悲劇的複現。正因為過去的她也曾擁有這樣的甜蜜,所以她才明白那些承諾和憧憬是多麼地誘人,又是多麼地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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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自己命運的回溯中,迪莉娅毅然決然地向女兒的命運出手,一向和順忍讓的她在相識的警察幫助下炸毀了準女婿家的咖啡店,徹底斬斷這樁婚事,她甯可女兒當下痛苦,也不願她在生活的磋磨和歲月的考驗中逐漸枯萎。而她自己也将初戀情人的懇求和暗示抛諸腦後,在那個男人遠走他鄉後再也沒有在他的修車店門前駐足。

對迪莉娅來說,她辛勞工作多年攢下來的一筆錢是她在丈夫和家庭的壓榨下争取到的些微自主權,也是她為未來攢下的一份希望。在前往投票站的那個清晨,迪莉娅将裝着那筆錢的信封放在熟睡的女兒床頭,隻是那不再是給女兒結婚準備的婚紗錢,而是圓女兒上學夢想的讀書錢。從嫁妝到學費,錢的用途的轉變也顯示着迪莉娅内心的轉變: 愛情和婚姻從來不是真正的逃出口,自由也絕不是将鎖鍊由一個人交到另一個人手中。作為母親,她要做的不是為女兒做一件最漂亮的嫁衣,而是要盡力給她插上一雙羽翼,讓她有知識和勇氣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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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迪莉娅好不容易從家事中掙脫出來,擠進了投票站的隊伍,但她不知道,自己忙中出錯,将選民卡不慎遺落在了家門口,也向丈夫暴露了自己的行蹤。投票的隊伍開始前進,迪莉娅四下翻找才驚覺選民卡已經不在身上,正在焦急無助之時,一隻意料之外的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是瑪塞拉。

在女兒拾起被父親摔在家門口的那張皺巴巴的選民卡的瞬間,她便明白了母親的決心和願望,她要成全母親去撕開黑夜的一道口子,她也将在這透進來的光下沐浴光明。從母親将錢交給女兒,到女兒把選民卡交給母親,希望由此傳遞,愛也終于完成了一個閉環。

“我們像情書一樣攥緊我們的選票”

1946年,二戰後的意大利在法西斯垮台後将進行全民公決,選出新的政黨,意大利女性也在那年第一次擁有了投票權。6月2日,逾1300萬意大利女性前往投票站,做出了曆史性的選擇。在影片中,迪莉娅投票是貫穿全片的一條最重要的故事線,也是推動她思想和行動變化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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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妻子前去投票,迪莉娅的丈夫火冒三丈,氣沖沖地去投票站尋找着妻子。但今日的迪莉娅盛裝出席,即使她就站在離他不遠處,他也沒認出來。對妻子往日的寒酸簡樸,他習以為常又嗤之以鼻,他從來沒有想過,從他第一次粗暴地抹去妻子的口紅開始,他就一步步将那個曾經鮮活無比的女孩變成了灰頭土臉的女仆;他更不願承認的是,妻子本就應該這樣自信而閃耀。

在那個時候,投票前需要用唾液來密封信封,在工作人員提示口紅印可能導緻選票無效後,女士們毫不猶豫地擦去了自己的紅唇。因為她們知道,在制度尚未變革之前,适當的退步是為了更大的自由。這一次,抹去她們口紅的不是那些打着愛的旗号來占有和壓迫的男性,而是那個敢于做主、奮力争取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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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迪莉娅投完票走出來,一眼就看到了一直在外面等候她的女兒瑪塞拉,二人在人群中遙相對望,眼裡滿是欣慰和自豪。接下來的一幕依然沿用了電影多次出現的手法,演員無聲表演,台詞則由背景音樂來填補:迪莉娅緊抿雙唇,但她表情歡悅,雙手也随性地舞動着,背景音樂的歌詞正好是一句“我甚至可以閉着嘴唱歌”。電影裡多次呈現了丈夫讓自己的妻子閉嘴的場景,而迪莉娅的公公也對自己的兒子抱怨兒媳最大的缺點便是回嘴,女人們不被允許表達自己的想法,更不能用言語來反抗男人。

在電影裡,“閉嘴”代表是女性失權的處境,她們在家庭中沉默更在社會上失聲,但是她們從來沒有真正屈服,閉着嘴是因為這個社會、這個時代還未真正拿開捂住女性嘴巴的手,歌唱則是指無論身處怎樣糟糕的境地,女性都将奮力歌頌自由。當迪莉娅和瑪塞拉隔着人群相望的那一刻,母女二人實現了和解,更達成了理解。女兒不再需要跨過母親的血肉來實現叛逃,而是能夠望向母親樹起的那面軍旗來向所有的不公開戰,她們是血脈相通的母女,更是同仇敵忾的戰友。

當迪莉娅的丈夫終于找到從投票站走出來的妻子,他幾乎忍不住上前毆打她。但樓梯上來來往往的女人們突然停下來腳步,緊閉嘴巴,傲目注視着眼前的施暴者,直至将其逼退。這一刻,沉默不再是柔順和服從,而成為了審判和控訴,像刀鋒一樣刺向從未遭受過這種凝視的男性,也刺向從未被質疑和挑戰的男權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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