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來看隻是一個質樸的情景小品，以出租車為背景，上車又下車的乘客為動力，源源不斷的制造對話與事件，描繪出了底層群衆的衆生相與階級的難以調和，更囊括了對政府深深的控訴。最無能為力的應該是最後一位女權主義者戲谑般講述了她朋友被關進監獄的故事，簡短的抱怨帶來的後勁卻始終消弭不去...

本片的心理學邏輯，基本遵循科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深受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影響），它分為三個等級，六個階段，每一級對應兩個階段，等級分别是：前習俗，習俗與後習俗。而在社會當中最常見的為前兩種，第一種對應兒童，第二種對應青少年以及未徹底開發自主思想的人群，能真正步入後習俗的人群是極少的。跟随故事簡單分析下幾位角色在理論當中的位置：第一個上車的男人侃侃而談盜竊的人應該處死，而他座位後方的女人提醒他沒有人天生就是罪犯，肯定是因為生活遇到困難才被迫走向歧途，應當聚焦在背後的社會問題并嘗試改變。從第一組交談中就能察覺這兩位公民處于不同級别，男人處于習俗中的階段2，即傾向權威或法則來維護社會，同時自己也要做個好公民。女人則處于後習俗中的階段2，在這一階段中，公正必須與倫理原則相符，簡單來說，要符合人性。如果确是受極權迫害，那麼她可以打破這條法規，保護弱者，因為這一階段的人追求平等的環境。對于影片後段上車的侄女來說，她看待世界隻是通過其狹隘的目光，隻在乎好與壞，獎賞與懲罰。在她拍到小男孩偷了别人50塊之後的一系列舉動也确立了她正處于前習俗的階段2，即所謂正當行動就是滿足私欲的行動：拍一部沒有“污穢的現實”的影片，因此你阻礙了我前行的道路就是壞的，也不在意小男孩需要這錢去救母親，隻答應給他5塊，并認為自己依舊處于正确道路，因為自以為滿足了别人的急需。最後說到導演帕納西本人，以一種疏離到幾近冷漠的狀态存在于全片，貼合後習俗的階段1，即對社會契約有清醒的認知，權利是個人的觀點，法則僅是一道相對狹窄的光譜，不必基于它進行改變。

但其實不管他們處于什麼樣的道德悖論，帕納西并不糾纏于解決龐大的時代症結，他想做的或許隻是架起攝影機，不怕死的對準流星般閃爍的個體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