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肉與月亮》
某種對當下性别議題的凝視
豬肉被夾在鋼闆之間蜉蝣而下，女性也在夾縫中來回拉扯。污血和屍塊在肮髒的地上随意丢棄，豬肉壓着豬肉，人壓着人，女人為難着女人。就像月亮難以透過厚重的豬肉廠大門，就像楊紅玉再也回不到月月的的某種幻覺。
視聽：
大量使用冷色調與暖色調極緻的反差，在開頭冷峻的藍，與理發屋内暧昧的橙，以及兩人獨處時大量的黃，都烘托了場景中的氣氛，也是直接展現每個人物心境的外化；
近乎全片的手持鏡頭搭配特寫鏡頭讓紅玉和月月生活的颠沛和不穩定感撲面而來，空間上的壓迫感傳遞出了讓人喘不上氣的悲涼情緒，也奠定了本片人物命運的悲劇色彩；
大量方框式的構圖，将楊紅玉和月月困在房子裡、鏡子裡、生活裡，輔之大量細碎的晃動，将兩個迷失自我定義、困在社會偏倚的女性形象展現的淋漓盡緻；
導演開頭與結尾很巧妙的使用共同的背景音樂呈現出月月熱戀時幸福與被抛棄後悲傷的人物内心轉變。而後理發店裡《冷酷到底》到《那麼愛你為什麼》的四首背景音樂變化，呈現的是月月人物内心從辛福到自信到無奈到凄涼的轉變，更是月月心中的呐喊；
當她們兩個人從陌生，來自楊紅玉的敵意，而漸次走近的時候，電影就開始大量使用超過一般的故事片，超過電影語言的基本常規模式的大量地使用雙人中景、雙人近景、雙人小全景，同時吹動的簾子作為某種意象，既是兩人關系的隔閡，也是某種隐形“婆媳關系”這一特殊女性關系中飄零的掙紮與徘徊。
劇作：
第一幕：介紹背景
介紹了背景：母親的工作生活基本情況，月月和紅玉和家寶的關系
矛盾産生：家寶将月月帶回家，楊紅玉某種不滿情緒産生
第二幕：家寶不見蹤影
家寶失蹤，月月和紅玉尋找家寶，被迫二人居住
月月發現家寶女友秘密
月月被紅玉收回項鍊，被紅玉趕出門 挨凍一宿（與最後一幕紅玉贈項鍊相呼應）
紅玉腰傷，月月與紅玉産生某種暧昧狀态。
紅玉替月月出頭（聊天過程中理發為第三幕家中理發做鋪墊，同時月月袒露無家可歸原因，為上文挨凍一宿說明理由）
第三幕：家中理發
月月給紅玉理禦姐劉海，找到某種女性共鳴
家寶帶新女友回家。
月月離開，紅玉送項鍊。(與第二幕的項鍊呼應，說明了項鍊是什麼)
通過較為工整的三段式，将人物淩空于劇作之上從而強化人物動作的表現張力，弱化馬斯洛低層需求從而進行人物意識強化，女主的需求是安全（找到男朋友）和歸屬（住在男朋友家和嶽母認可）之間的需求，母親則是生理（賺錢，維持家庭）和安全（找到兒子）之間的需求；但是在影片中段，女主和準嶽母争吵過後，嶽母角色的需求轉化為安全（找兒子）和尊重（個人尊嚴，家庭地位）之間的需求。這個構建出了影片的基礎矛盾——母親想要維護兒子，女主想要獲得真正的感情；而矛盾的解決也是順着這一需求關系自上而下的解決的：先是嶽母病倒，女主借此認可了她的家庭地位，尊重需求解決；同時母親也認可了女主是自己的準兒媳的身份，歸屬需求解決；直到最後兒子歸來。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個結尾解決全片安全需求的同時把女主放進了新的安全缺失中，導緻最終兩者的和解都存在于自我内心而非二人關系之中。隐含的兩個層面的壓制與逃離，其一是指代表父權意識形态的女性叙述者在叙述話語層展開對故事情節的叙述和掌控，同時人物的逃離行為卻與叙事期待背道而馳，兩者之間形成壓制與逃離的抗衡和張力；其二是故事情節層面的父權男權文化秩序對女性“他者”的規約與人物試圖打破性别二元對立，沖出“他者”角色限制之間的禁锢與反叛。
最後反高潮的設計讓全片戛然而止，找尋的過程成為整部影片的意義，家寶的再次出現早已不再成為影片的核心和高潮，如同女性凝視的被“日常化”，平淡的生活中又隻剩下那輪明月。但它與其他女性凝視電影（如“沉默的羔羊”）有所不同，它剝離了女性角色定位于、服務于一種與男性相關的功能價值或意義，以塑造某種定型化的形象，而是将兩位女性丢入父權制社會的修羅場，在互相厮殺與凝視中尋找自我逃生與沉淪之地。她們調轉了“藝術家”與“缪斯”的凝視關系，将女性主體的魅力被捕捉和綻放，使其離開凝固性和客體性，走向某種形似俄狄浦斯情結化解，從而鞏固彼此的自我，最終擺脫權力對于性的幹預。現代的俄狄浦斯無法弑父，隻能将自己置于家庭之外強行與父權和解，這種被閹割的和解。
導演本人的性别身份未必決定着導演的社會立場，但影片不加任何深度思考的凝視帶來了的故事秩序上的客觀性，福柯的“話語權力”和某種後現代的“他者困境”瘋狂傾軋着女性生存空間，是整部影片中女性主義對于女性電影的創生的核心要義。
楊紅玉基于生理性别的社會文化習俗和傳統觀念的塑造，對月月提出差别化的角色期待和要求。在此基礎上，一旦月月出現某種“行為偏差”便“自然地”被楊紅玉們所“凝視”，對其形成由外而内的強壓，而某種程度上曾受到受害者楊紅玉，在某種近似”冤冤相報“的繼承關系之中，因為接受了權力所要求的“形式”，一個權力的“主體”就成了權力的維護者，為了虛無的“掌控權”，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情感上，都無限加劇女性生存内耗；
如同波伏娃所說：“男人一旦把女人變成他者，就希望她表現出某種共謀傾向。”曾被指認為他者、放逐于社會家庭倫理之外的女性正在不斷内化男性的觀察力，為了得到某種“頑固的依戀”，她們都把家寶當作某種脆弱的、具有依賴性的主體，從而自我審視将自己異化為“他者”，在強大的父權男權中心社會秩序下，女性最終接受男性主體、女性客體的二元對立身份，固化了女性在男權社會被規約的“他者”身份，最終成為既與男權“共謀”又與之對立分離的“他者”的困境。而最後相視無言的沉默，是對“女性生存現狀“主體對欲言又止，它仍保留着“沉默”的可能性空間，從而為主體留下的反抗的方案；就像那條項鍊的争奪，最後塞回了月月手裡，這種主觀上理想化的烏托邦式犧牲行為，能否幫助月月逃離爛肉橫生的未來，都隻剩下“宿命論”的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