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NAN

一

車子停在摩洛哥荒原的烈日之下。坐在後排的美國青年正透過車窗注視着一個粗糙的儀式——空曠的大地上，聖戰首領親吻了兒子的額頭，為他接下來的行動進行最後一次加冕。即将赴死的少年聽了父親的話後，隻說了一句“代我向媽媽告别”，眼神裡是視死如歸的平靜。

他們的語言裡沒有熟悉的起伏波瀾。但坐在車裡的美國人看懂了。

于是他自作聰明的對頭領說：“你看你兒子的眼神，和我父親看我時一樣。”

他想借此把自己和這個剛剛送兒子去死的男人連接起來——此時身為人質的他當然不是為了表達理解，而是為了活命。他想說父愛是相通的，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父親看兒子的眼神裡都有同一種東西。

而那個男人轉過頭去，沒有憤怒，沒有輕蔑，沒有厭惡。

他剛剛看過對方藍色的眼睛，像看一個不認識的東西。

男人說：“你不懂我們。你永遠不會懂。”

那聲音冰冷的足以凍結車窗外的赤日炎炎。

二

《零零零》改編自羅伯特·薩維亞諾的同名調查文學作品。導演斯特法諾·索利馬此前拍過《格莫拉》，深谙如何用鏡頭凝視那些被陽光遺忘的角落。

劇集講的是5噸可卡因的跨國交易。三條線平行展開：墨西哥蒙特雷的賣家，美國新奧爾良的中間商，意大利卡拉布裡亞的買家。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主角，三個地域、三組人物如同精密咬合的齒輪，各自運轉，又彼此牽連。

這部劇最動人的地方，不是那個關于可卡因的故事，而是那些“多餘”的鏡頭——不推動情節，隻營造氛圍。墨西哥貧民窟裡奔跑的孩子，非洲戰地上生鏽的槍支，意大利鄉野間沉默的老人。這些畫面沒有台詞，沒有特定的功能，隻是停在那裡，讓觀衆玩味。

而讓我們看見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是他們自己。

墨西哥的曼紐爾警官是販毒集團安插在緝毒警隊的内應。從不知其身份底細的領導，到不願意同流合污的兄弟，都在他槍下斃命。但他也會在混亂中意外中彈的小女孩面前停下腳步，虔誠祈禱。會在嚴刑逼供時，用耳機裡的福音自我催眠。每每行動之後，被罪惡感充斥的他，選擇在教堂裡為自己洗腦，以神之愛推脫原罪。但踏出教堂，在你死我活的混亂局面中，他又不得不投入下一個“正确但罪惡”的行動裡。他所信仰的“上帝”成為了惡的幫兇，如此循環往複，警察成為了毒枭。

意大利線的黑手黨教父多米諾，形容枯槁已是風燭殘年，但為了鞏固與延續自己的權力，親手處決了兒子和孫子——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向外人踐行自己的規矩，避免日漸失控的紛争。他可以用極緻惡劣的方式處決對手與叛徒，也可以帶着巨大的失落，将一把小刀，安靜地插進親人的胸口。意大利黑手黨題材的影視傳統一直将“家庭”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石。而這種早已被人們熟稔的價值觀，在他的人生中徹底崩塌。

這一切看似無可奈何的原動力，即是串聯起所有人物命運的5噸可卡因。《零零零》告訴觀衆：在全球毒品貿易的齒輪裡，家庭是可以被碾碎的，父親是可以殺兒子的，這是對一種過時浪漫想象的祛魅。

但奇妙的是，這種價值觀的注入，并沒有讓觀衆覺得被冒犯。因為鏡頭沉着克制，甚至有些冷漠。而角色的善念與惡意，都随着毒品貿易這個巨大齒輪的運行，被歸因為一種無奈。導演并急于批判，隻是展示。讓觀衆自己去觀察，去感受，去思考。

小說原作者羅伯特·薩維亞諾因調查可卡因交易，被墨西哥政府拒絕入境，理由是“沒法保證你能安全離開墨西哥”。諷刺的是，人們後來在墨西哥大毒枭古斯曼·洛埃拉的老巢裡發現了一本《零零零》。藝術與現實之間，不過一頁紙的距離。

三

《零零零》推出四年後，國産劇《邊水往事》成為年度爆款。

這是一部此前中國影視劇極少用心開拓過的領域——打工仔沈星誤入東南亞三邊坡，觀衆跟着他的眼睛，一步步深入這片“繁華與斑駁并存”的異域。心思難測的大佬猜叔，為生存掙紮的王安全，重情重義的但拓，狠辣飒爽的劉金翠——三邊坡的衆生相，經由一個外來者的視角，漸次展開。

這是典型的“中國人在海外”叙事模式。主角是闖入者，是陌生人，是觀衆的替身。他跌跌撞撞，我們跟着跌跌撞撞。他看見什麼，我們跟着看見什麼。

這部劇的成功在于類型突破。虛構的語言，虛構的地名，卻因為主創精心的設計，擁有了紮實的落地感。三邊坡的野性、粗粝，與小人物命運的起伏交織，給觀衆強烈的心理沖擊。

然而原著中的三邊坡“人與人之間基本上沒有任何情誼”，電視劇卻在“非人絕境中塑造出絕對的義氣和人情味”。這種改編當然有效。但有一個問題揮之不去：三邊坡的那些人，他們是在對誰說話？

礦山裡工人群體的小頭目，市場裡交易情報“條狗”，私人武裝裡的娃娃兵隊長——這些人物的面孔是鮮活的，命運是沉重的，他們的存在讓三邊坡有了血肉。但看着看着，我們或許會産生一種感覺：他們的故事，似乎是說給中國觀衆聽的；他們的苦難，似乎是演給中國觀衆看的；他們存在的意義，似乎是為了讓主角的冒險更驚險，讓中國觀衆的體驗更刺激。

這不完全是創作者刻意為之，更像是一種不自覺的視角選擇，一種根深蒂固的叙事慣性。因為我們習慣了“國人拍給國人看”，習慣了把世界當作舞台，把中國人當作主角，把異鄉人當作背景。

甚至有評論者尖銳地指出：《邊水往事》的主旨是“中國真好”。它用三邊坡的混亂與黑暗，來反襯中國的安全與秩序。這種“反寫手法”可以理解，但當叙事的目的過于明确時，人物的真實性便難免被犧牲。

四

談論《邊水往事》的“文化包袱”，并非苛責。任何創作者都有自己的立場，任何叙事都有自己的目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有目的”，而在于“目的是否壓倒了真實”。

當“中國真好”成為一個潛在的叙事目标時，那個被看見的世界便難免被裁剪、被簡化、被塑造成一個可供對照的“反面教材”。三邊坡的混亂與黑暗，某種程度上成了中國秩序的鏡像——它的存在，是為了讓中國觀衆在對比中獲得某種确認。

而真正高級的觀念傳遞，往往走的是另一條路。

回到墨西哥，曼紐爾這個在信仰與罪惡間反複撕扯的人，因生活與貪念知法犯法，犯法後又沉迷于信仰的安慰，然後重複循環。他的環境推着他不停地去做自己認為不對的事，當内心無法解脫時，又反複為自己洗腦：“是上帝要求我如此。”

這個人無法用“好壞”來評判。他讓人不适，也讓人心酸。他不是極端，而是無奈。他的每一個選擇，都在環境的擠壓下發生；他的每一次堕落，都有可以理解的前因後果。

這就是《零零零》塑造人物的方式：讓角色被環境推着走，讓觀衆看見他們的無奈，進而理解那個環境本身。曼紐爾不是孤立的奇觀，他是墨西哥毒品戰争這片土壤裡生長出來的果實。看見他，就是看見那片土地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邊水往事》裡的人物，更多是“極端”而非“無奈”。那些性格鮮明、命運跌宕的角色，其行為邏輯卻常常服務于叙事需要，而非環境使然。于是，觀衆看到的就不是“環境塑造的人”，而是“為了故事存在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有些觀衆會把一部現實主義的劇集當作一種“奇觀”來看待。是角色行為缺乏必然性，缺乏那種被環境慢慢推着走、想掙紮卻掙不脫的“無奈感”。

而“無奈”，恰恰是讓人産生共情的鑰匙。

《零零零》裡，送兒子去進行恐怖襲擊死的父親，他的選擇背後是他國軍隊用無人機投擲在自家土地上的炸彈，是新聞裡發出那聲爆炸聲時聖戰分子們在電視機前的歡呼與口号，是他的處境，他的世界。

意大利教父背後是他與利益集團守護的規則，是确保其他家族不會對其趕盡殺絕的犧牲，冷酷執行家法的是他，行刑過後佝偻着的身體仿佛風中殘燭的也是他。這是他身為地下領主的代價和無法掙脫的宿命。

而在信仰與罪惡間反複周轉的曼紐爾，他的掙紮背後更有着專屬于毒品生産地的血色邏輯，這在過往的影視作品中已是屢見不鮮。

這些人物與觀衆或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裡，但後者依然能對他們産生強烈的共情——不是因為認同他們的選擇，而是因為看見了他們選擇背後的“無奈”。

看見無奈，就是看見環境。

看見環境，就是看見一個群體的共同命運。

而當一個作品隻塑造“極端”，觀衆看見的隻是具體的一個人，一個奇觀，一個與自己無關的怪胎。那個人的存在無法通向對那片土地的理解，無法通向對那群人的共情。視角與格局的高下，或許就在這裡分野。

五

把兩部劇放在一起，當然不是為了比較優劣。

隻是覺得，《零零零》的創作者擁有一種我們尚且不足能力：一種“不背對自己說話”的從容。他們的鏡頭可以面向世界，是因為他們知道，世界也在看向他們。這種從容來自全球化語境下的長期浸潤，來自對“國際觀衆”存在的确信，來自一種不言自明的底氣：自己拍的東西，本來就是要給所有人看的。

《邊水往事》的創作者背負着一種文化包袱。這個包袱的是“我們首先是對自己說話”。三邊坡再遠，也是從中國出發的遠；那些異鄉人的臉再真實，也是講給中國觀衆聽故事。這不是創作者的錯，這是一個文化體系在特定階段的必然。當創作者面對的是一個尚未打開的全球市場，對自己的觀衆還沒有足夠的确信，鏡頭自然會向内看。

但那個非洲男人的話，始終回蕩在我的耳邊：

“你不懂我們。你永遠不會懂。”

這句話是西方創作者寫出來的。是西方創作者讓一個非洲角色對西方人說：你永遠不會懂。這種自反性的，讓自己成為被審視對象的能力，恰恰來自一種文化上的确信——我不怕你看見我的局限，因為我知道，看見局限本身，也是一種力量。

我們自己的鏡頭，什麼時候也能學會這樣去凝視一張陌生的臉？不是為了對比和反襯，也不是為了任何叙事目的，隻是讓那些臉在那裡，沉默着被看見。讓他們的無奈，成為可以被理解的無奈。讓他們的環境，成為可以被看見的環境。不再讓世界成為一種語言的背景，而是讓世界在自己的鏡頭裡，成為它自己。

六

《零零零》的小說作者羅伯特·薩維亞諾面對“為什麼不給人們一些美好的東西”的批評時，說過一句話：“我們摧毀它們的方式不是去否認它們的存在，而是要向人們展示犯罪背後的東西。”

不是解釋，隻是展示。

這或許就是創作者的使命：帶着觀衆去觀看這個世界不同的一面，然後承認——哪怕看到了，也僅僅是看到了一面。東方無法真正解讀西方，西方也無法真正解讀非洲。每一種視角都有限，每一種凝視都有盲區。

作為觀衆，我們唯一能做的，是訓練自己通過不同的眼睛去看。

看見那個永遠不會被懂的少年，看見三邊坡那些來來往往的臉，看見墨西哥貧民窟裡奔跑的孩子，看見卡薩布蘭卡黃昏時分暧昧的光線。讓這些畫面留在心裡，成為對這個世界複雜性的記憶。

畢竟，“我們永遠不會懂。但我們永遠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