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氣燈效應、情感操縱與權力關系

（全文共4600字）

《煤氣燈下》講述了男主人公安東為得到女主人公寶拉所繼承的姑媽的珠寶，将自己僞裝為紳士，并利用一系列手段精神操縱寶拉的故事。在故事中，寶拉受到安東的操縱，原本身心健康的她不斷懷疑自己的記憶和感知，最終瀕臨瘋狂的邊緣。這篇影評從哲學角來透視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這一現象，展示其中包含了認知維度、情感維度和權力關系的維度。

一、 煤氣燈效應的認知維度

以斯皮爾為代表，他闡述了煤氣燈效應具有的重要認知維度。我們以一個經典的案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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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斯皮爾的分析，對寶拉來說，煤氣燈效應首先發生在認知同伴分歧中：寶拉認為腳步聲和煤氣燈變暗都是真實發生的，而安東則持反對意見。在此過程中，寶拉受到安東的欺騙、事實編造和操控的影響，逐漸發現安東是一個在認知上更可靠的權威，最終質疑自己是否具有可靠的感知能力轉而信任安東的證詞。

具體來說，成功的煤氣燈效應将會達成兩個效果：（1）受害者喪失了整體的判斷能力（2）受害者應當接受由操縱者提供的關于一個特定處境的具體判斷。這兩個效果都與認知者的自我信任密切相關，第一個效果意味着受害者不再完全信任自己對處境的把握能力，第二個效果意味着受害者發現原本與自己地位平等的認知同伴逐漸成為了認知上更可靠的認知權威，于是把對自身的信任轉移到了操縱者身上。最終，受害者不得不權衡兩方相抵觸的證詞：一方的證詞基于對自己的信任（受害者對自己的信念、理性、知覺等的信任），另一方的證詞則基于他無法拒絕和回避的對認知權威的信任。

斯皮爾承認操縱者的“認知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操縱者本人的手段是影響煤氣燈效應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相較之下，柯克-賈尼尼（Kirk-Giannini）的觀點則更加激進，他認為煤氣燈效應是純粹的認知現象，與“操縱者”本人的意向無關。柯克-賈尼尼認為煤氣燈效應使受害者陷于兩難境地：要麼拒絕接受操縱者的證詞，要麼接受操縱者的證詞且質疑自己在某些特定領域具有基本的認知勝任力。在他看來，操縱者本人是否具有操縱的意圖或偏見是無關緊要的，他無需故意讓受害者相信一個具體判斷p，而重要的是受害者本人缺乏能夠辯護或否定p的知識。

二、 煤氣燈效應與情感操縱

認知維度的解釋路徑揭示出煤氣燈效應或多或少與認知分歧相關，但又明顯區别于認知分歧。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假設A和B持有兩個不相容的判斷，且雙方都沒有決定性的證據來駁倒對方，在認知分歧中A往往會貶低B的認知能力——他人之所以未能與我達成一緻的結論，是因為他人是驕傲的、非理性的或忽略了某些重要方面。而在煤氣燈效應中，受害者則會貶低自己的認知能力，轉而擡高操縱者的認知能力。認知維度的解釋路徑未能說明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實際上我認為應該發掘煤氣燈效應中的情感因素和社會因素來加以解釋。

情感之所以會在煤氣燈效應中起到重要作用，是因為情感本身就與認知有着密切關系。布雷迪（Brady）曾指出：

情感所做的首要事情就是激發我們去尋找影響我們自身情感配置的信息。

情感促使我們快速識别出當下處境的最重要的方面，并将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這一處境相關的特征上。

例如，在夜晚經過無人且寂靜的街區，我會感到害怕，但害怕的情感促進了我對當下處境的認識，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快速識别危險的地方，最終影響我的行動——我可能更傾向于繞路而不是穿過這一街區。情感對我們的認知可能有積極的作用，但是它也是不穩定的因素，正像煤氣燈效應中所顯示的那樣，情感也會被他人操縱和利用。

憤怒和内疚是兩種在煤氣燈效應中經常被利用的情感。

憤怒的情感不是單純地向人或事物宣洩自己的消極情緒，在認知上憤怒促使我們将自己受到傷害的結果與原因聯系起來，并保護我們免受進一步的傷害。惠特尼（Whitney, Shiloh）分析了一種憤怒煤氣燈效應的現象，她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操縱者中止或阻礙了受害者恰當的憤怒反應（anger response），比如當一名男性開一名女性的色情笑話，而女性激烈地表達了她的不适和憤怒，但是男性卻因為對方是女性不把她的憤怒當回事，男性可能回應：“得了吧，你反應過度了”或“你生氣的時候真可愛”或“不好意思讓你感到心煩，但我們能繼續了嗎”等等。

一種對憤怒的回擊方式是争吵，用同樣具有攻擊性的話語來表達自己的憤怒，争吵損傷的是我們與他人的關系，而煤氣燈效應的策略卻旨在損害我們與自己的關系。在煤氣燈效應中，操縱者沒有把受害者當作有能力适當表達自己情感的主體，如果這種策略成功了，受害者就會質疑自己的信念，懷疑自己是否應該在此處境下感到憤怒，并由此影響基于憤怒所做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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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疚的情感使我們感到自身是有罪的，它能夠促使我們區分開造成某一過錯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并在行動上使我們不去做某些違反準則的事情或向被我造成傷害的人做出補償性的行為。比如内疚的情感促使我們意識到作弊或傷害他人是一種過錯，并且我是造成這一過錯的主要原因，在行動上我們會避免作弊或向他人道歉。

與中止恰當的憤怒反應不同，在煤氣燈效應中内疚的情感常常被不恰當地引出。内疚的情感常常跟随在憤怒之後，例如在上面的憤怒煤氣燈效應的案例中，男性可能會在事後說：“抱歉，我不想讓這樣的小事傷害我們之間的關系。”如果受害者受其影響，就會反思自己是不是确實反應過度了，從而引出内疚的情感，這樣的結果是降低了受害者對當前處境的認知，甚至進一步鞏固了不正确的認知，受害者會把自責當作一種習慣，為操縱者的錯誤承擔責任。

三、 煤氣燈效應、強迫與權力關系

無論是認知層面還是情感層面的操縱，将其放置在社會中權力關系中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出這種操縱為什麼有效以及為什麼受害者難以逃脫這種操縱。

權力，一般來說我們将其理解擁有某種權力就能夠讓某人去做我想讓他去做的事。權力本身不是一個消極性的詞語，但在這裡我們将權力放在支配-被支配的結構中加以考察權力是如何實際的運作的。因此，與支配的權力伴随的是不對等的社會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支配者擁有更高的控制權，可以通過向被支配者施加手段來滿足自己的願望、要求等，而被支配者則處于權力的邊緣地帶，不管主觀上被支配者是否樂意完成支配者的要求，他們對支配者往往隻能被動的服從。

可以看到，煤氣燈效應總是發生在不對等的社會關系中，比如男性和女性、教師和學生、上司和下屬、病人和醫生之間。安東和寶拉就處于不對等的社會關系中，電影多處暗示了這一點，比如家中的兩個仆人總是更聽候安東的吩咐而不是寶拉，當寶拉想要出門的時候，仆人沒有強硬地攔着她而是問寶拉：“如果安東問起來了，我該怎麼回答呢？”而寶拉确實會因此放棄出門。由此可以看出，在家庭中安東掌握着更多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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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分析将我們引向這種權力結構中内在的強迫因素。盡管表明上看來，煤氣燈效應與典型的強迫現象比如威脅不同：受脅迫的人不是出于自願而行動，而煤氣燈效應的受害者的行動看起來是出于自願。然而，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受害者的行動是強迫的。貝倫斯坦（Nora Berenstain）曾研究過認知剝削的現象，他認為認知剝削中内在地包含了強迫性的認知勞動，她富有洞見地指出，認知剝削的一個重要層面是默認的懷疑主義（default skepticism），在認知分歧中，一個堅實的反對意見确實會危害到論者觀點的可靠性，因此論者的回應是必要的，而如果該反對意見基于誤解，那麼論者就無需承擔回應的工作。但是默認的懷疑主義通過懷疑将操縱者的懷疑态度定位為堅實的反對意見，并強迫他人必須回應自己。

煤氣燈效應也同樣适用于上述分析，設想寶拉應該如何回應“煤氣燈沒有變暗，家裡一切正常”的意見，要麼寶拉拒絕回應，那麼這無異于說自己是有病的、過度敏感的、不正常的，等等，而這變相承認了操縱者不合理的意見；要麼寶拉被迫付出額外的情感和認知勞動來證明自己是對的，然而後者往往無法做到，因為在權力關系中寶拉處于劣勢，占有更少的資源來反對操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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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義上我們将斯皮爾的認知維度的模型往前推進一步：認知分歧是由操縱者所營造出來的假象，将自己放在與受害者平等的認知同伴的地位上，而實際上則是由更具優勢的操縱者認知剝削受害者。因此受害者是被強迫做出選擇的，而這種強迫的性質隻能在權力關系的框架才能得到理解。

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作為第三方的他人總是在煤氣燈效應的二元結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可能是正向的比如加強了對受害者的權力約束和控制，也可能是消極的比如将受害者從權力操控中拯救出來。

由安東招聘的兩個仆人，她們被告知女主人有精神疾病，從而間接疏遠了寶拉，阻止寶拉出門，使得寶拉無法得知真相，加強了安東的權力控制。兩個仆人本身就是安東有意安排，因此他們仍然屬于安東和寶拉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中，而不屬于該權力關系的他人則會是破除煤氣燈效應和解放受害者的關鍵比如電影中的鄰居和警官——鄰居婦人作為中立的旁觀者發現了安東夫婦的異常，而警官則直接肯定了寶拉所感知到的煤氣燈變暗和樓頂的腳步聲都是真實發生的，他們的行為加強了寶拉的歸屬感并使她意識到自己的服從地位。

這提示我們分享自己的感受、與多位同伴保持溝通和交流是識别和抵制煤氣燈效應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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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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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k-Giannini, C.D. (2023) Dilemmatic gaslighting, Philosophical Studies, 180, 74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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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enstain, N. (2016). Epistemic Exploitation. Ergo, 3, 2016, 569-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