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是由侯孝賢導演、吳念真和朱天文編劇的劇情長片。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電影界掀起了由侯孝賢和楊德昌引領的新浪潮運動，這一時期電影作品的風格以寫實和批判為主，喚醒了台灣社會沉睡已久的曆史，促使人們去反思當下社會的異相。
...《悲情城市》便是這場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1989年第46屆威尼斯電影節上斬獲金獅獎，是台灣電影首次摘得三大電影節最高獎，亦是華語電影走向世界的裡程碑。
...《悲情城市》的背景設定在台灣光複後、國民黨執政前，即1945年到1949年的基隆。講述了在動蕩年代，林家四子先後遭到戰争摧殘、政治迫害，最終家庭分崩離析的故事，可謂亂世悲情，國破家亡。
侯孝賢的電影一直以平淡和克制聞名，他的鏡頭總是保持着強烈的疏離感。在《悲情城市》中，侯孝賢屢次将鏡頭面向平靜開闊的基隆灣：遠山與碧空相融，海面與藍天同色……這不僅在故事中起到轉場作用，更放大了影片的寂寞與恐懼，體現出冷靜客觀的鏡像與叙事風格，與人物的形象産生對應，強化了故事的悲劇性。
...《悲情城市》在構圖上也頗具深意：在梁朝偉飾演的林文清入獄時，他獨自一人坐在囚房護欄邊，灰暗的牆壁與堅直的窗杆将他牢牢困在這個冷漠封閉的空間裡。
...侯孝賢運用框式構圖，将人物的悲傷情感凸顯出來，暗示了人物的殘酷結局。而其它“囚犯”的悲觀情緒和屋外傳來的槍聲，更是加強了恐懼感。
...可悲的是，林文清作為一個聾啞人，無法感知到周邊環境的壓迫感，這種反差更讓觀衆感受到深深的無力。導演在角色設定上就已經強化了人物與外界的隔絕感：從林文清與他人通過紙筆溝通，以及其它愛國青年高談闊論時，他隻得獨自一人坐在一旁的情節可以看出，林文清雖然在溝通上有障礙，但他并不缺乏進行溝通的欲望和需求。他不屈服于現實的阻隔與困難，嘗試打破隔絕外界的圍牆，對應到他的政治立場也是如此，體現了他忍辱負重，不懼威嚴的性格。但另一方面也強調了人物結局的悲慘，與之産生對比，更加凸顯“悲情”。
...
辛樹芬飾演的吳寬美是一個知性體貼的角色，作為林文清摯友的妹妹，她并不在意哥哥朋友在感官層面有缺陷，而是深入了解其為人方式與思想，通過反複确認與自我肯定的方式來說服自己，然後大膽地面對個人的情感需求。吳寬美這個角色象征着政治壓迫下台灣社會的未來，在丈夫被殺後獨自承擔起養家育兒的責任，是侯孝賢導演對于女性的贊美和對未來的希望。
在影片結尾，吳寬美在信中寫到：“城市好像被白雪覆蓋。”為故事增添一抹悲涼，更是回到了片名“悲情城市“上來。
在該片中，聲畫分離的手法被多次運用：如結尾吳寬美念信的情節裡，畫面與人物的獨白内容并不一緻，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三口拍下最後一張全家福和基隆的山水圖景，這使故事的悲劇性被放大。不直接展現林文清的悲慘下場，而是通過一種相對溫柔含蓄的方式交代人物結局，體現了侯孝賢叙事的克制與冷靜。
《悲情城市》的錄音效果處于當時世界的一流水平，錄音師杜笃之在《恐怖分子》中通過後期配音，以精湛的錄音技巧達到了與現場錄音高度相似的效果，而本片中他則使用了部分鏡頭同步錄音的形式，極大地減少了拍攝的工作量，同時呈現出高超的水準，這一手法在兩年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再次取得進步。
《悲情城市》展現了“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地區的社會情緒，較為全面地讓我們認識到當時台灣的生活狀況和政治環境。
林家大哥在日據時期幫助日本人做買賣，以保性命，光複後一心希望恢複家族榮光，擔負起對家庭的責任，但他身上有一個緻命的嗜好:賭博。這兩點在他身上形成了強烈的矛盾，最終他因負債累累、淪得逃跑躲債的下場;林家二哥早前被日軍派到菲律實進行侵略戰争，至今渺無音信;林家三哥在上海抵抗進攻，如今被指控為漢奸，導緻了他精神失常；而小弟林文清最後也被國民黨認定為反動分子，下場不言自喻。侯孝賢塑造了一個人物群像，涵蓋了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林家四子無不是戰争和政治的犧牲者，侯孝賢揭露了國民黨在執政前，試圖對當地進行政治壓迫與獨裁統治的野蠻想法。《悲情城市》正是在這種”白色恐怖”褪去後的時代誕生的，它第一次撕開這道沉默的傷口，去發問、去回憶、去追尋這段黑暗曆史下隐藏已久的真相和矛盾。
圖片
而片中所展現的所有矛盾，歸根結底都是原住民、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他們以來台的時間來劃分，在這個社會内，原住民與本省人居于弱勢地位，他們先後經曆了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如今又受到了外省人即國民黨的壓迫獨裁統治。這一矛盾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更加露骨：通過幫派劃分人群以突出碰撞。而《悲情城市》中則更聚焦于受打壓的本島人：他們經曆了多個時代的變遷，對自我的身份認同産生了一定程度的迷茫。從甲午戰敗到國軍入台，他們自然而然地任人擺布，卻同時體會到了被孤立感與被抛棄感。從始至終生活在這片被稱為“亞細亞的孤兒”的土地上。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海報
《悲情城市》作為侯孝賢前期作品表達對童年與青春的留戀與後期作品意圖批判社會的創作風格的分水嶺，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他的二次創作，這次革新比《風櫃來的人》更為徹底。侯孝賢通過譜寫了這部南國史詩，來表達對于自我認同與曆史發展的懷疑。電影裡日式風格的建築與配樂，讓我們可以從中探索曆史遺留的痕迹.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從未見過的、萬分沉重的侯孝賢，也讓我們對于民族、民主、曆史有了一個全新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