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像是一個極其冷靜的詩人，他的每一個彩色鏡頭截下來都美到窒息，但電影的無配樂和悠長而緩慢的節奏，加上對人物極其冷靜的特寫。在他的鏡頭下人物的神态是被削弱的，他把所有可以去表達出人物情緒的點都做了弱化處理。

電影是用記者的記錄視角去切入的，而在劇情發展之初，導演已經把“真實”立在了主題上，表達手法的“真實性”，故事背景的“真實性”，甚至于記錄的人便是導演自己，是打破了第三面牆的結果。 但，阿巴斯用真實的手法去叙述了一個真實的假故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窮苦人民因為自己的幻想和體驗去假扮大導演的故事。

文藝作品裡有很多描寫“認識自己”這一主題的，而阿巴斯給了完全不一樣的、唯有電影展示的角度加以張揚他高超的表達手法。直到最後主人公從監獄出來見到的第一個人便是他假扮的導演，電影用了“錄音機較差”的方式去表達了一種聲音的斷斷續續，再去回扣到電影中提及的“自行車上的人”這一電影，直到結尾導演也沒有在主人公假扮大導演這一行為上的包容度上松口，本就露出裂痕的玻璃徹底在結尾被摔碎。

再者，便是阿拉伯半島的苦難，導演一點都不怯懦于表達苦難，包括開頭的車上交流的服兵役、在原告家中孩子表達出“家裡已有幾位畢業一年多找不到工作”的現實、還有庭審結束原諒詞中再一次表達出社會水平低下而被告找不到工作養活家人的苦難、也是被告在表達出因為階級而限制了自己的導演夢等等...

電影中除了用記者視角，還以彩色描寫庭審之外線，黑白表達庭審之内線，加上除了電影結尾整段電影都沒有配樂的劇情。所有的，可下沉、可挖掘、可引起共鳴和對電影表達的重新思考，都意味了它的舉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