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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2《視與聽》影史最偉大電影的投票迎來了全新的第一名:

《讓娜·迪爾曼》(1975)。

我們不難發現,這部電影和《偷自行車的人》(1948)(首屆投票評選的第一名)都是在某項“運動”的影響下誕生的。香特爾·阿克曼深受第二次女權女性主義運動的激發下拍攝出了這部影片,而德西卡則深受40年代中期直至後期發展成型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率先使用非職業演員和外景拍攝,并緻力于描述展現二戰後意大利的社會現實問題。

反觀,威爾斯的《公民凱恩》(1941)和希區柯克的《迷魂記》(1958)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前者的兩部影片形成鮮明對比的:兩部作品均是好萊塢電影,并且均在某種程度上從其原有的技術制作上創造出更為創新新鮮有趣的革新,從而讓後輩們獲益匪淺,正是如此,他們與當時的好萊塢制片廠系統格格不入。

《讓娜·迪爾曼》是近70年已來,《視與聽》的投票第一次投給了由一部女性導演的電影并占據榜首,這是一部自覺地、徹底地以女性主義方式拍攝的電影。一切将完全不一樣了。究竟是什麼原因可以讓香特爾·阿克曼這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作品榮登《視與聽》影史第一的位置呢?

本篇文章讓我們嘗試去解讀,去理解香特爾·阿克曼這部偉大且神秘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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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依舊會有許多人在質疑這部影片的許多方面,它一直被一種單調的女權主義叙事所遮掩其偉大性,如今的我們必須跳出女權主義的叙事去重新并且用新時代的目光去看待這部電影史上無法忽視或不能錯過的影片,特别是如今榮登《視與聽》百佳第一名後,我們不能否認且在大銀幕(如果有機會的話)有耐心的觀看完這部電影的話,必須要承認的是:

其實洗碗和謀殺的強度在電影中是同等的。

電影意在通過對中年(寡婦)婦女的重複性家庭勞作和令人窒息的接客活動這樣日常普通的生活為所有觀衆進行緩慢的催眠性的社會研究。這不僅是一部對人類個體在固定社會環境下孤立起來的社會研究,更是一部在先鋒派和女權主義電影制作方面進行了重大創新,同時向觀衆展示了電影史上最具對抗性和反思性的實驗電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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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要采用的是遠景至中景鏡頭,最遠的大遠景鏡頭是在讓娜家樓下,讓觀衆遠遠地冷冰冰的去觀察讓娜從樓裡走上街,這之前使用了一個明顯的空鏡來銜接,展現了冷清的街區場景。最近距離的中景鏡頭出現在廚房,進一步突顯了導演想要呈現的最重要場景。本片采用平等的拍攝角度,幾乎與人物保持水平,讓觀衆平等地去凝視讓娜本人,特别是在廚房裡,機位偏低,這是因為平等是這部女權主義電影的核心訴求,導演希望觀衆以平等的角度(和心态)來觀看。

我們觀察着女主的烹調,用餐,究竟該如何凝視她,或者說觀衆在凝視女主做食物,喝飲料的那一刻也許那僅僅隻是生活的記錄,而當觀衆的目光慢慢從女主手上正在做的事情移向到了女主幾乎面無表情的面龐後,那記錄的就是普通家庭婦女和一位母親的默默勞動,低機位突出了家務勞動的重要性,這些勞動濃縮了讓娜為婦為母的生命核心,也代表了一個平凡女性最撼動人心的能量。在近距離低機位的注視下,讓娜的形象似乎一下子變得高大起來,成為整個畫面的支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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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娜·迪爾曼》無疑是在不斷挑釁着觀衆,不論是時長還是耐心,更不用說我們在用挑釁的目光去凝視着讓娜現實生活的一舉一動,去凝視着她在重複相同的動作舉動後,電影在挑釁觀衆的就是那凝視細節的眼睛。在挑釁完觀衆将近三個半小時後,可以說它在無聊和催眠的迷惑之間徘徊。

盡管《讓娜·迪爾曼》有那麼多關于對現實主義描繪的堅持,但電影本身顯然還是不真實的。從最後的事件開始倒推,我們可以看到影片一直在向它靠攏。随着主角在第二日接客完,她的生活和秩序逐漸發生變化和失衡,事情開始發生細微的變化。對于一部幾乎什麼都不講但似乎又什麼都講了的電影來說,它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且出乎意料的方式去進行情節重複。情節可能隻是土豆煮爛了,一個幹淨的勺子掉了,一個扣子沒系上,碗沒刷幹淨,但恰恰是這些最微小的事件形成了一個集體,最後這些微妙的集體一起解體,導緻了一個無端的事件,感覺像是自衛。它确實有一個完整的故事,一個關于完整的系統最後被一點點破壞毀滅的故事。或者說這個系統原本能完整完美的進行下去,但因為一些微妙的事件與細節集體被迫解體了,導緻了最終的失敗。于是在作者表達上電影并未表現如此明顯,卻給整個主角和環境賦予了更大的空間,能夠利用銀幕上的空間自由移動。她做飯、打掃衛生、吃東西,并且總是作為移動的中心出現。這當然是對當今仍在家裡默默勞動的母親和所有為家庭勞動的女性的緻敬,在現代依舊男權嚴重的社會下,我們仍舊依賴着她們去生活,生活似乎很艱難,但對于女性和母親來說,這是生活的平凡性。阿克曼在表現女性的真實性與痛苦性上,給予了最大的尊重與同情。我們依賴着自己的母親,而讓娜就是其中一位母親,一位女性,我們同時也會忘記這位角色上的重要一點:我們母親的生活。在這一點上,以及其他許多方面,《讓娜·迪爾曼》也許是一部終極的女權主義電影。它是對女性和母親的頌歌,而且制作得大膽而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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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公民凱恩》和《迷魂記》是徹底革新了影像空間和鏡頭語言的色彩魅力,那麼《讓娜·迪爾曼》則是在影像時間上進行颠覆性定義。當我們談論《讓娜·迪爾曼》這部電影時,不得不提到它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大膽嘗試。相較于傳統電影通常會拉長時間跨度,這部電影則更加關注時間和空間的瞬間變化,營造出一種獨特的視覺體驗。這也是電影相較于戲劇的一大優勢,通過剪輯和鏡頭語言,可以更加自由地改變時間和空間的呈現方式,而不需要依賴于幕間轉場。在這方面,庫布裡克的《2001:太空漫遊》(1968)中骨頭變飛船的那個蒙太奇是其中的經典案例。電影可以通過這些大膽的實驗,為觀衆帶來更為豐富、刺激和令人難忘的視覺體驗。《讓娜·迪爾曼》的時間跨度僅僅是三天,但是導演用長鏡頭和緩慢的畫面變化,使得觀衆感覺電影時間更長。同時,電影的空間也被限制在了讓娜的公寓内,這種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增加了電影的緊張感和沉重感。

縱觀香特爾·阿克曼電影職業生涯,她始終将母親放在核心位置。母親與香特爾·阿克曼的關系貫穿她幾乎所有的電影,與母親個人的曆史緊密相連,也與她自己的背負了卻又未曾說出口的曆史相連。于是,阿克曼本人通過影像的方式,再現了被遺忘了的女性曆史和記憶,揭示了那些刻意隐藏的關于身體的曆史和記憶。母親始終是香特爾内心深處的重要存在,她在《家鄉的消息》中讀母親的家信,那些微不足道的家庭瑣事和母親簡單的問候在香特爾的聲音中溫柔豢養着她,幫助她适應紐約這座絢麗陌生的城市。直到她的最後一部作品乃至到她母親去世後,她本人才真正意識到母親在她心中的重要位置。她開始害怕自己是否還有什麼想說的話。她害怕了,她不知所措,于是選擇了自殺。

比利時女導演香特爾·阿克曼在影史地位是極為特殊的,而她的電影影像所展現的女性在現代社會中所面臨的複雜問題和挑戰更是與衆不同的。與傳統的女權主義電影所強調的政治性和運動性是不同的,《讓娜·迪爾曼》更注重對女性内心世界和情感的深刻剖析,體現了女性的知性和奉獻。相較于女權主義電影中強調索取的一面,《讓娜·迪爾曼》更多地是在呈現女性的複雜性和深度,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讓娜·迪爾曼》在2022年《視與聽》的投票中名列前茅,标志着影評人的品味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鑒于投票地位位置的變化,這部電影将會吸引着全新的一批觀衆,首先是對電影史上偉大電影名單上的這個最新成員充滿好奇心從而驅使着大家去觀看這部電影;然後是對偉大的女導演香特爾·阿克曼的這部非凡且大膽的電影充滿迷戀與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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