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

這個數字放在人的一生裡，漫長得喘不過氣，但放在人類曆史的河流中，不過是眨了一下眼睛。

1927年1月10日，德國科幻電影《大都會》在柏林首映。導演弗裡茨·朗大概沒想到，他随手在膠片上劃了一道時間線，一端是那個還沒有電視的年代，另一端直接指向了我們的當下。

鑒于這部經典電影不算那麼熱門，有必要補充一點背景。

故事很簡單：一座未來城市，分成上下兩層，上面住着有錢人，天天尋歡作樂，下面住着工人，二十四小時當牛做馬。城主的兒子弗雷德有一天追一個漂亮姑娘追到了地下城，看見了底層的慘狀，三觀碎了一地。與此同時，一個瘋狂科學家羅特萬造了個機器人，被城主利用來煽動工人暴亂。最後一場大水差點淹了整座城，好在姑娘被救出來，工人和城主握手言和，皆大歡喜。

聽起來像不像一個加了科幻外殼的階級鬥争故事？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但時隔九十九年（如果以拍攝時間計算，正好一百年），值得專門聊聊這部片的原因，是弗裡茨·朗給他的故事選了一個時間背景。

2026年。

就是今年。

我們此刻正活這部電影預言的時空裡。

說它是預言，其實有些誤打誤撞。當年的弗裡茨·朗隻是在紐約曼哈頓轉了一圈，被那些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震得說不出話，回去就鼓搗出了一座想象中的未來城市。高樓林立，鋼鐵森林，飛機在樓宇之間穿來穿去，地面上車水馬龍，高架橋盤旋交錯。

你現在打開窗戶往外看看，上海的陸家嘴，深圳的福田，北京的國貿，香港的中環，哪個不是這副模樣？

電影裡還有一個東西，當時人們都覺得是天方奇譚。城主弗萊德森坐在辦公室裡，對着一塊方方正正的屏幕，跟手下人隔空對話，屏幕上能看見對方的臉，聽見對方的聲音。

現在掏出手機打開微信，你就完成了1927年的科幻構想。

這玩意當年叫可視電話，貝爾實驗室直到1964年才搞出第一個原型機，弗裡茨·朗比科學家們早了将近四十年，全靠腦補。

不過最讓人毛骨悚然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機器人。

《大都會》裡有一個金屬外殼、關節鉸鍊、面部僵硬的人形機器，瘋狂科學家把它制造出來，本想複活自己暗戀的女人，結果被換上了女主角瑪麗亞的臉，變成了一個用來煽動工人暴亂的工具。

曆史上第一個出現在電影裡的機器人，誕生在這部片裡。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有了各種語音對話大模型，有能跳二人轉和開網約車的機器人，有在工廠裡焊接、在倉庫裡搬運、在酒店裡送餐的各種機械臂和服務設備。雖然還沒有一個真正能以假亂真的仿生人走在大街上，但你看看那些越來越逼真的數字偶像，再看看那些因為自動化而失業的産線工人。沒錯，機器确實在取代人。

這是《大都會》猜對的。

但它猜錯的東西也不少。

電影裡的2026年，社會被分成了兩層：上面是資本家，住在光鮮亮麗的空中花園裡，每天泡在俱樂部，觥籌交錯談情說愛，日子過得宛如天堂；下面是工人，擠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城裡，一天到晚跟機器較勁，累得跟鬼一樣。

兩個世界，泾渭分明，互不打擾。

現實呢？

我們确實沒有建出一座地下城來專門關押窮人。寫字樓裡的白領和建築工地上的工人，住的可能都是同一條街上的出租屋，外賣小哥能騎着電瓶車進入大多數小區的大門，階級的邊界沒有被物理隔離得那麼幹淨。

但要說階級不存在？那你也太脫離社會了。

北京的學區房和鶴崗的三萬塊公寓，住的是同一種人嗎？私立國際學校的孩子和山區留守兒童，看的是同一片風景嗎？一線城市互聯網大廠的996程序員和三四線城市月薪三千的收銀員，刷到的是同一批短視頻嗎？

《大都會》把貧富差距畫成了一條很直的線：上面和下面。而現實把它畫得彎彎曲曲，藏在房價裡，學曆裡，戶口本裡，簡曆的第一行裡。

線還是那條線，隻是不再那麼容易被看穿。

電影結尾城主和工人和解後，有一句著名的台詞，“頭腦與雙手之間的調停者，必須是心。”

聽起來很雞湯吧，當年很多影評人也覺得這個結尾太軟弱了，唱着理想主義的高歌，簡直是和稀泥。工人階級和資本家的矛盾，怎麼可能靠一個少爺去調和一下就解決了？

但仔細想想，一百年後的我們，找到更好的答案了嗎？

我們折騰了一百年，試遍了各種藥方，最後發現社會這台大機器，還是得靠人來協調。不是靠某個天才的福利制度，或者某個無所不能的AI，而是靠那些願意走到對面去看一看、願意彎下腰來聽一聽的人。

全片最有科幻色彩的，其實是那個瘋狂科學家羅特萬。

這家夥簡直是後來所有科幻電影裡同類角色的祖師爺，披着亂糟糟的頭發，住在城市角落的舊屋子裡，腦子全是些不切實際的念頭，一心要用技術複活自己死去的愛人，然後他的執念被人利用了。

一百年後，我們對人工智能的擔憂，本質上跟這個故事一模一樣。

技術本身不邪惡，但人的欲望會讓技術走向邪惡。

《大都會》裡的機器人最後被綁在火刑架上燒死了，憤怒的工人們以為她是妖女，煽動他們毀掉了自己的家園。

其實她隻是一台機器，執行命令而已，真正該負責的，是那個下達命令的人。

這個事實放在今天依然成立。

AI不會主動想要欺騙或傷害人類，但如果有人用它來批量制造謠言，或者冒充你的家人呢？自動駕駛不想出車禍，但如果開發者寫錯了一行代碼、給出了錯誤的指令呢？

電影中，真正的瑪麗亞被救了出來。工人們意識到他們燒掉的隻是一個仿制品，那個善良的姑娘還活着。

那麼，仿制品和真品的區别是什麼？

電影說，真品有心。

真正的瑪麗亞有同情心，愛孩子，關心底層，甯可自己受苦也要給人希望。

機器瑪麗亞沒有心，隻會執行指令，煽動情緒，引發混亂，對後果毫不在意。

但是一百年後，這依然是區分人和AI的核心标準嗎？

不好說了。

我們已經開始訓練大模型理解上下文、揣摩語氣、調整回應方式，給AI設計情感模塊，讓它聽起來像個有溫度的朋友。很多人跟智能體聊天解悶，傾訴心事，甚至建立深深的依賴關系。

當機器學會模仿心，心還是人類的專利嗎？

弗裡茨·朗沒想過這個問題，以1927年的技術水平，誰能想到有一天機器能寫詩、畫畫、編段子呢。

但他無意中留下了一個深遠的問号。

如果有一天，你分不清屏幕那頭是人還是AI，你還會去在意嗎？

《大都會》在當年是個票房炸彈，不過把投資人炸上了天。

五百萬帝國馬克的成本，差點讓德國最大的電影公司倒閉。影評人兩極分化，有人說這是人類想象力的巅峰，也有人說這劇情簡直是小學生作文水平。

但這部片不僅活下來了，成了傳世科幻經典，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記憶名錄。

這靠的是它的真誠。

弗裡茨·朗拍這部電影的時候，德國剛從一戰的廢墟裡爬出來，經濟一塌糊塗，社會矛盾尖銳得像刀鋒，街上既有歌舞升平的夜總會，也有排着長隊領救濟金的失業者。各種不同的政治派系都在這片土地上暗中醞釀，蠢蠢欲動。

《大都會》想講的就是這種撕裂。

它沒有給出什麼高明的解決方案，“頭腦與雙手需要心來調停”這種話說得太抽象了，放在現實裡幾乎等于沒說。

但至少它把問題擺出來，承認了技術再發達，社會再繁榮，人和人之間的鴻溝不會自動消失。

它警告我們，當底層的憤怒積累到一定程度，破壞就會到來，而且破壞往往先毀掉的是底層自己。

電影裡工人們在假瑪麗亞的煽動下砸毀了機器，結果洪水湧入地下城，差點淹死了他們自己的孩子。

沖動的代價，往往由最弱勢的人來承擔。

這一點，百年後依然成立。

弗裡茨·朗畫出的大都會，高聳入雲，壓迫感極強，所有的建築都是幾何形狀，直線和直角。沒有曲線，沒有柔軟的東西，人在城市裡像螞蟻一樣渺小。

這種審美後來演變成了賽博朋克。

你去看《銀翼殺手》、《第五元素》、《攻殼機動隊》，任何一部描繪未來城市的電影，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大都會》的影子。

高聳的塔樓，永遠下不完的雨，霓虹燈閃爍的廣告牌，在縫隙裡讨生活的底層人。

這套視覺語言已經固化成了我們對未來的某種想象。

為什麼我們想象中的未來總是這副樣子？

為什麼不是花園城市、田園牧歌、繁星閃爍？不是每個人都住在寬敞明亮的房子裡，門前有草坪，擡頭見藍天？

也許是因為我們内心深處知道，按照現在這個發展路徑，未來大概率不會那麼美好。

而弗裡茨·朗在1927年就看穿了這個殘酷的事實：技術越發達，城市越繁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能反而越遠。

摩天大樓，電梯，玻璃幕牆，這些是把人分層的工具，隔絕了不同的階層。

站在豪華大廈的五十層往下看，街上的人真的就像螞蟻。

這種視角一旦形成，同理心就很難存活。

所以電影裡最重要的轉折，是弗雷德走進地下城。

從雲端下到泥土裡，從天堂走進地獄，從自己的世界闖入别人的世界。

隻有走下去，才能看見。隻有看見，才能理解。隻有理解，才可能有心。

2026年了。

我們确實實現了很多弗裡茨·朗當年想象的東西：視頻通話，高架交通，摩天大樓，人工智能。

但我們也繼承了他當年擔憂的東西：階級固化，技術焦慮，人際疏離，情感淡漠。

一百年過去了，問題還是那些問題。

也許再過一百年，問題還會是那些問題。

因為技術會變，但人性不太會變。

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面對這些老問題，重新找自己的答案。

《大都會》的答案是心。

我們的答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