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鳳凰琴》，1994年由何群導演拍攝成同名電影。影片将小說中的男青年主人公改成了一個高考兩次落榜的年輕姑娘張英子，伴随着幽美、輕緩的插曲《迎着天上的紅日頭》，電影也不複小說中的诙諧語調，而是充滿了真摯與溫情。
艱苦環境下，鄉村教師苦苦等待着遲遲不下來的轉正名額，卻也踏踏實實地教書育人，默默奉獻着自己的力量。等待中的急切盼望、焦灼不安早已在日複一日的教學中練習成了日常。隻有在特殊的時刻，風吹起界嶺小學的五星紅旗、竹笛吹響陣陣國歌，我們才從鄉村民辦教師莊重的眼神中，看到那支撐着他們笃定地等待着的，不僅僅是那一個轉正名額所能帶來的體面生活，更有他們對鄉村教育的信念與奉獻。
新教師的兩封信
年輕老師張英子理想的工作是城裡公辦學校的教師，可是命運偏偏開了玩笑。英子隻能手捧着《城裡來的年輕人》的書，在低落中來到遙遠偏僻的界嶺小學。現實與理想的落差，讓張英子對界嶺小學充滿了抗拒與誤解。
電影改編後仍保留着與小說相同的故事線，主人公兩次寫信向外界公開界嶺小學的情況，一次正面的一次負面的，都給界嶺小學帶來了巨大影響。張英子寫第一封信時，是上級領導将要來抽查，老師們讓高年級同學代寫辍學學生的作業，餘校長、鄧副校長、孫教導主任聯合瞞報掃盲率。這讓初出茅廬、一身正氣的張英子十分不滿。
然而張英子的舉報并沒有換來自己想象中“伸張正義”的結果。反而換來了舅舅的一巴掌和其他教師的排擠。“就你能，就你說真話！”舅舅和其他鄉村教師們又何嘗不明白界嶺小學的真正情況呢？隻是為了讓界嶺小學獲得更好的資源，他們不得不去做出一些妥協。
如何處理工作上的種種難題是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普遍要面對的問題。說真話是張英子身上的寶貴品質，可界嶺小學的情況複雜，并不能由簡簡單單的對與錯來分辨。張英子太過于年輕了，世界在她那兒隻是黑白對錯，沒有中間地帶。意氣用事寫了封檢舉信而遭到其他老師的排擠，這是張英子來到界嶺小學後遭受的第一道考驗。
困苦的人和事總是有其背後的理由，叫學生去采山藥看起來是在壓榨學生的勞動，賣山藥的錢卻能夠買來學生上課用的課本。孫四海雖然和學生李子的母親王小蘭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有悖倫常的關系，兩人卻互幫互助一同扶持界嶺小學的孩子們上學。村裡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發工資，孩子們過冬就正等着領導檢查後的獎金，才會有老師們聯合起來謊報掃盲率。謊報掃盲率的背後，不僅是這些鄉村民辦教師們對教學環境貧窮落後的種種不滿，更多的還是鄉村教師們對界嶺小學學生艱苦生活的不忍。
見過許許多多一開始她不能明白的事情之後，張英子開始漸漸理解界嶺小學這三位土生土長的鄉村民辦教師。他們雖然敷衍領導，可一言一行卻沒有不為條件艱苦的學生着想的。他們笨拙的方法，或許也是他們能想到的幫助界嶺小學孩子的唯一方式了。在一陣排擠之後，張英子開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幫助界嶺小學，于是同樣一份“說真話”的信寄到了出去，界嶺小學的貧窮與艱苦終于受到了上級重視。張英子最終為自己的莽撞與意氣用事做了一些彌補，失去的獎金重又回來了，千盼萬盼的轉正名額也終于下來了。因為了解，所以原諒，張英子對界嶺小學由一開始的抗拒與不理解，漸漸地轉變成懷有深情了。
五星紅旗象征希望
清晨的山溝溝裡飄蕩着老師教給孩子們的兒歌，歌頌着生活充滿光明。在界嶺小學黃泥的操場前，餘校長因關節炎而骨結粗大的手升起了那一面五星紅旗。鄧副校長和孫老師的竹笛聲聲中吹響了激昂的國歌。因父親去世而不得不辍學回家的孩子，這樣告訴餘校長：隻要看到界嶺小學升起的國旗，我就不再害怕。
影片中，飄揚在界嶺小學的五星紅旗是一個獨特的物象。五星紅旗不僅僅是作為國家意志的存在，在界嶺小學的孩子心中，更代表着學校，代表着老師和同學這樣一個大集體，代表着知識、财富和走向更廣闊的世界的可能。
在鄉村民辦教師眼中，五星紅旗則更象征着終有一天能轉正到城裡公辦學校的光明未來。餘校長、鄧副校長、孫教導主任和張英子，她們一臉虔誠地望着國旗飄蕩在界嶺小學上空，就好像看到了不知道哪天就下來的轉正名額。轉正意味着終于能離開這貧窮和落後的山村，意味着更體面的生活。但轉正也意味着他們要離開這極度缺少教育資源的鄉村，要放下可憐的山裡孩子們。五星紅旗飄揚在空中，國歌奏響着，鄉村教師之所以能腳踏實地紮根在鄉村教書，胸中一定還懷有對鄉村教育事業的自豪和信仰。
苦中作樂，逆來順受。鄉村的生活環境差，老師們自身的教學水準不高又缺少進修的途徑，可教育卻刻不容緩。送學生們來回的路上，也成為了老師們教學的場地。離家遙遠的孩子們上學放學的山路上老師就教孩子們唱歌；路上撿到蛇蛻就現場教學有關蛇字的成語，教室裡來了母豬，就和它和平共處請它吃粉筆灰；山裡采來草藥就賣了錢去買課本……身在不如意的現實，可鄉村教師們卻依舊踏踏實實地利用一切條件教書育人。
學生葉碧秋的家長來幫張英子老師搭竈，張老師語重心長地誇贊學生的聰慧與學得快。可家長的心仍舊停留在女孩子早日婚嫁的念頭上。山村裡的農民有着對知識的深刻景仰，卻不得不考慮生活的需求。他們知道知識的重要性，曉得知識可以統一代傳給下一代，但也僅就止步于此。鄉村教師在鄉村不僅僅是以教師的身份來傳授簡單刻闆的書本知識，更重要的是帶來一種改變的觀念，帶來一種全新生活的希望。
在唯一一個轉正名額下來之後，把名額留給誰成了難題。老師們商量後最終都決定放棄，而把機會留給明老師，也就是餘校長的病妻。當年的界嶺小學隻有兩個教師，張英子的舅舅通過關系離開了界嶺小學，他留下了鳳凰琴贈别明愛芬，卻慚愧地劃去了寫在鳳凰琴上的名字。一個稀缺的轉正名額，讓多少有情有義之人受苦？故事中明老師在了卻自己畢生的轉正願望之後，戲劇性地死去了。最終商量後，由張英子拿取了這唯一的轉正名額，張英子還年輕，她将來或許可以給界嶺小學帶來更多的資源。
其餘的各位老師又何嘗不願意想要拿這個名額呢？隻是他們在這兒紮根已久、年華青春流淌在這兒，他們的整個人生都早已與界嶺小學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走與不走意義已經不大了。可張英子不一樣，她還年輕，或許她能夠為界嶺小學和鄉村民辦教師帶來更大的希望。
五星紅旗和國歌，在這裡是一種儀式。象征着這些淳樸的民辦教師們，在自己崗位上勤勤懇懇工作的初心。面對着界嶺小學的窮苦的孩子們，他們的心中一定有對鄉村教育和奉獻的深刻信念，踏踏實實地把書教好，這也是偉大的一種。照常升起的莊重的五星紅旗，象征着鄉村民辦教師轉正的希望，也象征着整個新中國教育事業的希望。
小人物與現實主義題材的勝利
1987年，國家文藝政策主張“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但《鳳凰琴》沒有采用以往主旋律影片突出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而是貼近小人物的生活，把重心問題放在新中國亟需解決的鄉村教育這一不大也不小的問題上。
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創作，在90年代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正因為如此多出現投拍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在這些投機行為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觀念先行的創作傾向。怎樣才能創作出既能獲得觀衆青睐，又能表達社會關懷和國家民族命運的好電影呢？關鍵在于要兼顧到影片的藝術性。90年代引進分賬大片，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市場産生了強大的沖擊，這對于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放映時空、宣傳力度和創作期待都是巨大的挑戰。
《鳳凰琴》的成功在于“真”，用導演何群的話說，“就是講點老百姓的事情，說點老百姓的話，靠這個東西去打動人。”鄉村民辦教師的生活和心路曆程都是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影片中的每一個人物，看似都有自身的缺陷，他們為了一個遙遙無期的轉正名額，暗自努力且各懷心計。孫四海為了擠出時間複習沒有送學生李子回家，害得李子差點被狼襲擊，鄧有梅為了托人找關系轉正不惜上山偷樹賣錢，這些小人物身上都有着這樣那樣的缺點，可當轉正名額真的下來的時候，每個人卻又都處處為他人着想，甯願讓出自己的機會，将唯一一個轉正名額，留給了餘校長的病妻明愛芬。
《鳳凰琴》描寫的是一個美好的人情的童話，大山裡的鄉村民辦教師在窮苦的環境中，依舊懷抱着真心來發展鄉村的教育事業，他們全新全意的付出感動着我們。為了留住更多的孩子念書，餘校長負擔起了所有離家偏遠孩子的夥食，讓自己的孩子志兒同他們一起吃住。其他兩位教師，為了轉正名額絲毫不讓，卻也願意在工資發下來的時候，多勻出一份留給餘校長那也曾是鄉村民辦教師的病妻明愛芬。
鄉村教師們并不矯飾自己渴望轉正的意圖，卻也從不為此妨害他人利益。隻是為了自己的目标，踏踏實實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安安靜靜地等待着轉正的名額，這不正是人性與人情的真實嗎？現實主義的題材并沒有因為這些鄉村民辦教師艱苦的心路曆程而顯得瑣細，反而顯出藝術的真實。這或許就是《鳳凰琴》之所以能夠屢獲獎項、打動人心的真正原因吧
結語
随着素質教育的普及，小學入學難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但在那些經濟較為落後的山村中，幼兒園的入學難問題漸漸浮上水面。和小學一樣，鄉村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民辦幼兒園和民辦幼兒園教師。為了減輕城市工作生活的壓力，年輕人選擇将小孩送回老家由雙親代為養育，這就要求鄉村幼兒園承擔着更多的教育責任。鄉村幼兒園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和界嶺小學的難題一樣，教師數量不夠、轉正名額極少甚至可以說全無、鄉村教育資源匮乏等等。
鄉村小學民辦教師的難題随着《鳳凰琴》的上映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距離1994年影片上映已經過去28年，問題轉而變成鄉村學前教育的困境亟待解決。鄉村民辦教師該何去何從？鄉村的教育體系該如何改善？鄉村的教育資源該如何分配？影片《鳳凰琴》的現實意義依舊在引發着我們的思考。如何更好地弘揚鄉村民辦教師們崇高的奉獻精神和教育理想，不僅對我們正确認識鄉村教育有着重要的意義，對解決當下存在的鄉村學前教育問題也有着深刻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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