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想着與《初步舉證》并列純屬狗尾續貂，畢竟叙事策略看似批判父權制實則複刻其結構，但最後轉念一想，願将這種矛盾視作表裡不一的女性主義者在性别政治中的分裂（其中最明顯的割裂是結局的忏悔屬于逃避責任和自我感動的一環），起到一個反抗者往往也是同謀者的警示作用。

關于隐喻與同構，除真實受害者（單薄的被客體化的他者）外全員惡人，受害者那幾處碎片化的被提及暗喻了女性在法律父權制中的失語；法官-母親雙重身份的悲劇在于主角在公共領域追求性别正義，但又無可避免對生育男性沾沾自喜，小則月經議題和為兒子初次交合而自豪，大則将道德敗壞歸結于法律缺陷，而這本質上和她兒子将自身罪行歸咎于結構壓迫無差（尊重與善意是異端，記得兒子台詞言外之意是“我是那裡唯一不履行規則的人”），主角用女性主義話術完成了對性犯罪兒子（父權制）的無條件包庇，并通過對兒子的愛得以間接參與那個将她排除在外的權力象征（她兒子和丈夫能輕易得到這種親密）。

然而在悲悼和批判之間更應先望向她的痛苦，以及她為女性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畢竟社會正義的推進往往并非依賴完美道德主體，而是由身處矛盾掙紮甚至自我欺騙的人們所完成，承認這種痛苦呐喊真實且值得被看見是逃逸權威叙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