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部作品容易發現更多細節和隐喻。尼曼在被弗萊徹看中更像是一次次的偶然，所謂命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視的：即使把第一次尼曼在練習室的練習看做對studio選人的刻意；也還有第二次尼曼把特納的樂譜弄丢；第三次忘拿鼓槌；第四次又被弗萊徹選中。固然尼曼的努力是不可忽視：記住了稿子，戰勝了特納和紅毛，在最後又赢得了弗萊徹的認可，但這也可以看做是努力就能成功獲得認可的價值觀宣傳。

越看越理解到，有些人的正确隻是建立在自己的理解之上。弗萊徹在離開學校再次見到安德魯時，對那些指責是如此不屑：我至少試過了能不能把樂隊裡的樂手激勵成大家，這有什麼錯。這似乎把樂手的身心健康置之不顧，而将自己的願望強加其上。這有什麼錯一句話更應該說這對我來說有什麼錯?如果放過了一個能成為天才的苗子，才是他的悲劇。這也僅僅是他所認為的。而結局甚至成了他說的“查理·帕克不會灰心”的印證，讓我無比惋惜——像是言出法随，安德魯按照弗萊徹的指導成為了或許是他想要的樣子。

不管看電影還是社交，人總是生活在觀點碰撞當中。像安德魯抛棄妮可，他父親在餐桌上對自己孩子的質疑，是讓我感覺困惑和不爽的。然而，在“自己舒服”不提的情況下，世間壓根沒有一把絕對公正無誤正确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