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舉證》以一場震撼的獨角戲揭開了性侵案件中女性維權的艱難困境。當刑辯律師 Tessa 成為受害者時，她精心構建的法律武器在司法體系中竟顯得如此脆弱——這不僅是一部關于個體悲劇的電影，更是對法律正義與人性偏見的尖銳叩問。
一、法律規制與現實困境的割裂
羅翔在《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中指出，性侵犯罪的本質在于"不同意"，但司法實踐中對"同意"的認定常陷入模糊地帶。電影中 Tessa 被告知"沒有完美受害者"的庭審台詞，直指法律對性侵案件舉證責任的苛求：公訴機關需證明受害者存在"合理反抗"，而旁觀者視角的"看似自願"往往成為定罪的關鍵障礙。
書中提到的"反抗規則"在影片中具象化為 Tessa 被撕扯的衣角、顫抖的證言，甚至她試圖通過肢體語言證明掙紮的細節。當法官質疑"為何不直接呼救"時，觀衆與角色一同感受到法律程序正義與人性真實痛苦的割裂。
二、權力結構中的性别凝視
羅翔剖析的"性别偏見"在電影中形成強烈反諷：Tessa 作為專業律師，卻因穿着暴露、與嫌疑人共處酒店等"合理懷疑"被質疑動機。這種"蕩婦羞辱"的司法異化，恰如書中指出的"社會風俗與性自治權的沖突"。當辯護律師将"親密關系"作為合理化性行為的依據時，鏡頭語言通過桌案上搖晃的婚戒完成對父權制邏輯的無聲審判。
三、證據規則的結構性暴力
影片通過庭審戲碼展現了羅翔筆下"證明責任分配"的緻命性：公訴機關需用"超出合理懷疑"的标準證明不同意，而 Tessa 的身體傷痕、心理創傷往往因缺乏"直接證據"被消解。書中提及的美國"合理懷疑"标準在本案中異化為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當辯方提出"兩人曾手挽手進電梯"的細節時，法庭瞬間倒退回物化女性的前現代語境。
四、女性證言的重構力量
盡管結局充滿缺憾，但電影通過獨角戲形式完成了對司法證言系統的解構與重構。當 Tessa 直視觀衆說出"看向你的左邊，看向你的右邊"時，第四面牆的打破象征着女性叙事從法庭證據鍊向公共記憶的轉向。這種"證言劇場化"與羅翔倡導的"規範性構成要件要素"改革形成呼應——或許唯有将個體創傷體驗升華為社會認知，才能打破法律程序中的性别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