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把瘾就死》是當代作家王朔于1992年創作的一部都市愛情題材小說，僅僅在兩年後，該小說便被改編成電視劇《過把瘾》，火遍大江南北。從小說到電視劇，其中的題材和内容有所位移，作者意志也有所淡化，本文分别從“愛情”與“都市”兩個角度切入，探索改編帶來的異質性，第一段用細讀和聚焦的方法揭示出從小說到電視劇“愛情”主題的純化與升華，第二段将作品置于“都市”題材的譜系中考查其對該題材的繼承與創新，從而發掘出電視劇對相關問題思索的深刻性與獨特性。

自改革開放以來，思想領域的解放使得文學界開始了破冰之旅，而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電視這一家電迅速普及，電視劇為大衆所青睐。小說作為電視劇的一大重要改編來源，為電視劇的質量提供了重要支撐，而電視也為小說“插上了翅膀”，可以說，在新時期，文學與電視劇形成了良好的互動局面。而王朔作為文學商業化的佼佼者，其作品大量地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本篇文章選取的是由《永失我愛》（1989）、《無人喝彩》（1991）、《過把瘾就死》（1992）三部小說綜合改編而成的、由趙寶剛執導的8集電視劇《過把瘾》（1994），通過分析小說與電視劇的互文與嬗變，以及喧鬧湊趣的情節背後的關于人性悲劇與愛情陷阱，揭示出由小說到電視劇，其内核的變化與位移。

“愛情”主題的純化與升華

“愛有幾分，能說清楚？還有幾分，是糊裡又糊塗……”這首曾經傳唱大江南北的主題曲《糊塗的愛》闡釋了《過把瘾》的核心主題，即對于愛情的不斷追索。可以說，在電視劇中，觀衆們始終揪心于方言與杜梅之間的愛恨離别，兩位人物塑立起來的基點也是那糾纏不清的愛情，事實上，相比于小說，電視劇将鏡頭聚焦于愛情，且将其不斷地純潔化。

就方言和杜梅相識而言，在小說中，方言和杜梅早就認識，杜梅是方言的朋友吳林棟的女朋友，在小說開始，吳林棟便在遊泳池摔死了，因此小說開頭的氛圍顯得相當的陰森可怖，而這層關系設置，就方言和杜梅發展感情而言，又有一種近乎背德的性質。而經過電視劇的改編，他倆之前是素未蒙面的，而将方言和杜梅之間的相遇設置為方言的朋友潘佑軍的妻子石靜自殺，杜梅作為石靜的好友前來吊唁，由此與方言初逢。為了在形式上沖淡石靜自殺這個悲劇，方言和杜梅很快脫離了靈堂，導演甚至還賦予其情節以喜劇化的色彩，試看二人在公交車上的對話：

杜梅：“你哪兒下？”方言：“哎！我怎麼上來了？我該坐地鐵啊。”……杜梅：“你煙抽得挺兇的吧？煙味真大。”方言：“你是在醫院工作吧？”杜梅：“昂，護士。你怎麼知道的？”方言：“你身上的味兒也不小。”

不消說，輕輕一筆，便打消了之前的那種沉重感，也由此為他們關系進一步的拉近做了鋪墊，而相比于小說中近乎陳述性的、不帶感情的話語，電視劇賦予了更為生活化的場景，也做到了叙事的延宕，使得讀者有充分的時間觀看他們二人的初次會面。

為了加強這種純潔感，電視劇大量地芟削王朔小說中的筆調，誠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言：“生産不僅為主體生産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産主體。”作為小說作者的王朔是深谙生産與消費之間關系的，他在小說中故意采用一些誇張的場面、引人注目的噱頭達到讨好讀者、讨好市場的目的，而電視劇反而在對此做了一定的退步，在此僅舉方言與杜梅吃飯一事，在小說中出現了如下場景：

一輛越野吉普車在馬路上猛地刹住，稍頃，一個長發男子從車頂杠下廢除，一骨碌面對面坐在車前馬路上，雙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側倒下。……一個端着魚盤上菜的女服務員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裡的魚盤傾斜，湯汁一滴滴落在脅下正埋頭吃喝的顧客頭發上。

可以明顯的看出，王朔這種漫畫式的描寫，塑造光怪陸離的景象是為了滿足部分讀者獵奇的需求，而電視劇中僅僅是描寫了杜梅與方言在飯桌間的相互試探，也恰恰是戀情初生階段才會出現的這種緊張與放松，總之，電視劇為了凸顯愛情的純潔，将“性”的色彩淡化，将多餘的人物和無關主旨的情節删除，都是為了探讨深層次的愛情。而愛情在《過把瘾》中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呈現的？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如此寫道：“愛情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情緒，是人内心生長的東西，而不是被俘虜的情緒。”但縱觀整部劇，隻有前幾集愛情以一種舒緩的态勢在流動，接下來便是波濤洶湧，而直接的作用者便是杜梅，杜梅以其偏執狂的性格喻示着她對愛情的絕對肯定，在她看來，愛情中不存在距離，而是靈魂的緊密貼合，就算新婚住進一間由教室改造成的破房子，杜梅也沒有絲毫埋怨，反而回答：“隻要你愛我，有張床就夠了。”這也說明了杜梅始終追求着精神層面的愛情，而這種表現便是強烈的控制欲。作為受力的一方，方言追求的卻是一種自由，絕不是一種束縛，在杜梅那兒是積極的情緒轉移到了方言身上反而是一種消極情緒，杜梅發自真心的愛情在方言看來是自己被徹底俘虜的象征，于是他們不可避免地走向分離。但他們離婚後又非常不自在，失去了各自生活中的“重力”,這恰恰揭示了主旨：看似遊戲而又危險的愛情是方言和杜梅的存在本質。“愛情能否保鮮”這個問題直指方言，方言在之前既沒有愛情，也沒有事業，每日苟且在無聊的工作崗位上，應付着無趣的上司，而正是杜梅一系列的越軌舉動，使得方言脫離了他原本循規蹈矩，毫無顔色的世界，在與杜梅的相愛與傷害中逐漸找準了自己的定位，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唱出了“過把瘾就死”的高歌。

但電視劇比小說還要更進一步，在複合之際，方言身患不治之症，這時他又想與杜梅分開，曆史總是出現兩次，一次是鬧劇，一次是悲劇，如果說第一次與杜梅分開對于方言來說是大劫後的僥幸，這一次便是徹底的悲劇，這是世界對人存在的嘲弄，當人意識到自我存在的有限，必然是會深感無力，可以說，《過把瘾》的結尾正如曹雪芹詩中所言“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給觀衆留下無限的遺憾，也給觀衆留下無垠的思考。

都市語境的塑造與凸顯

自熒幕誕生之初，它與摩登都市就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了一批表現現代都市的電影如《野草閑花》（1930）、《三個摩登女性》（1933）、《新女性》（1934）等等，也由此捧紅了諸如阮玲玉、蝴蝶一大批摩登女郎。進入新中國後，由于曆史原因，文學創作領域也很難看見都市題材小說，影視劇方面更是罕見了，邁入新時期後，有大量的現當代文學名著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其中傑出的代表便是《圍城》（1990）。但這時的電影、電視劇改編還沒能夠脫離原著的窠臼，但随着市場化的沖擊，純文學漸漸讓位于商品文學，表現出的特征便是的影視作品的改編逐漸脫離原著的束縛，而以市場為導向，通俗文學又漸漸火熱了起來，而由純文學過渡到通俗文學，王朔小說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而《過把瘾》也凸顯出了過渡階段的特點，通過視覺文化的方式尤其呈現出摩登都市的情調。

事實上，電視劇時時刻刻都展現了都市特有的事物，也就是90年代初北京樸素的人土風情，在第1集中，我們便看到了來來往往的面包車和少許的桑塔納，還有許多 “鳳凰”牌自行車，而方言與杜梅所上的公交車也有它現實的意義即“337路”，他們交談中的“公主墳”也是現實中的地名，石靜在跳樓前聽的是理查德·克萊德曼的《秋日的私語》，劇中人物的穿着打扮也相當地富有時代感和都市氣息，第一集方言所穿的綁了松緊繩的羽絨服，梳的分頭，杜梅的毛呢大衣，蓬松的頭發，如卡西爾在《符号形式的哲學》中解釋符号是：“所有在某種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為知覺所揭示出意義的一切現象都是符号，尤其在當知覺作為某些事物的再現或作為意義的體現，并對意義作出揭示之時，更是如此。”這些事物通過我們的視覺呈現為那個年代背景特有的景觀，作為一種文化符号充溢在電視劇中，使得《過把瘾》能夠一經播放便火遍大江南北，同時也能夠在當下吸引看客的眼光，這一切都來源于符号背後的文化涵義。但這種景觀後面也有值得警惕的一面， 正如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所指出的：“資本變成為一個影像，當積累達到如此程度時，景觀也就是資本。”正如《過把瘾》是處在文學通俗化的風口，那時的中國社會也處于市場化的關鍵時期，《過把瘾》中已經初步呈現出代表資本符号的景觀，而到了如今《小時代》系列電影，資本不僅僅作為一種景觀，更是一個系統操縱着社會的運行，僅僅二十多年，中國社會由内而外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然，都市情調不僅僅體現在物質層面上，事實上，劇中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已經逐漸轉向了，與改革開放前毫不相同。身為男主人公的方言任職于文化館，整日無所事事相當清閑，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文化館們上一直挂着“歡度五一”的牌子，暗示着在市場化大潮中文化館這種政府部門真是社會的邊緣地帶！而錢康和潘佑軍下海經商，那是時代的弄潮兒。也如德波所指出的“從他們的産品中分離出來的人們，以日益強大的力量制造他們世界的每個細部，同時他們也發現，他們與這個世界越來越分離。”方言身處政府單位，卻絲毫沒有想向上爬的欲望，也對錢沒有很大的興趣，在九十年代的語境中，他如同“局外人”漂浮在生活的表面，沒有任何一種價值賦予其動力讓其猛紮下去。身為女主人公的杜梅，其病态的控制欲不僅僅是其性格問題，也是社會環境塑造的結果，當社會現代化進入了“陌生人”社會，這種疏離與孤單感是每個現代人必将面臨的困境，杜梅雖然自小寄宿在姨媽家，但她與方言與結婚時也不通知姨媽，姨媽知道後也沒有過多表示，恰恰暗示了現代社會人與人關系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甚至連親屬也未能幸免。相比于方言和杜梅，賈玲的處境則顯得更為尴尬，被身有妻室的外國人騙婚滞留賓館。可以說，現代都市下的每一個人都遇到了各自的困難，相比于現代文學中茅盾《子夜》、曹禺《日出》中的都市問題，《過把瘾》中透露出來的“都市病”是前所未有的，這在今天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劇中的都市語境有着相當強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