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本身并不存在太多出衆的技巧，但因為能共鳴而讓自己感觸頗深。

人存活于世，經常會思索“意義”是什麼？如果沒有建立合适的坐标，那麼尋找“意義”無異于大海撈針，私以為薩特早期的存在主義就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有了“為存在而存在，不是為‘意義’而存在”之論說（自己對存在主義了解不多，上面這種暴論看完當一樂就好），不過他未能關注這種“為存在而存在”帶來的現代“迷茫”（類似《等待戈多》中那樣）。在幾千年曆史中，“确定性”一直是人類無意識追求的一個目标，而帶來确定性的恰恰是“意義”。那麼，“意義”何以存在呢？意義的前提是存在某種形式的可以用來丈量“生命”的坐标，放在日常生活領域，它可以被理解為“價值标準”，這種界限的存在使得“意義”具有了準确性，與此同時還會衍生出實現它的形式“攻略”，人們便會因為追求“意義”而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感以及安全感。而“意義”也是促進行動，從而推動人類文明不斷發展進步的重要因素。舉例而言，在一個小國，人們公認“跑得快”是好的，于是人人努力圍繞着這一目标行動，建立更完善的訓練設施、提升自己的運動能力，發展優秀的“跑步”文學與文化，并因為跑得越來越快而幸福，這個國家的公民于此不斷刷新所有國家公民中跑步平均速度最快的紀錄。但是，如果某一天這個“意義”不存在了或不再有“準确可及”的意義，那麼他們便存在整日無所事事，漸漸回到原始隻有一般生理需求的狀态之可能，且這種可能性并不低。

但是，界限也是一種阻礙自由與超越之存在，就拿價值标準而論，對于某種或某幾種價值過于執着，便會反過來被它們束縛，生命本應是無限自由，存在無數行動可能性的，但對形式的固守便會阻礙此種自由。齊美爾曾經觀察過自身所處社會的貨币現象，并且用這個解釋了形式對人的束縛。貨币誕生之初隻是交易的中介，是一種在交易中衡量價值的工具，然而，随着社會發展，其漸漸跳出了工具範疇，轉而以一種目的的身份出現，于此它不再被視為工具，而是上升到了價值标準之層面且逐漸單一化。越來越多的個體将其奉為圭臬，而無助益于它的事物則被忽視。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知識界，自然科學大行其道，實證與科學主義成為最高之度量衡，帶有一定暧昧性的人文與社科領域則被劃入不可研究無法得出有效成果的“不可知”域，被斥為“僞科學”。上述兩種現象共同造成了歐美上世紀嚴重的精神危機，當時的社會自殺率與犯罪率居高不下，“空虛”經常出現于文學文化作品内。拿日常生活來說，所謂“自卑”也多因對形式的過分執着而緻。

說完了背景和一些概念，接下來回到電影和自己的生活。這部電影讓人感動之處在于它創造了一個極具超越性的結局，這個結局讓它具有獨特的美感。在個人心目中，電影存在兩個結局，一個是吉爾伯特母親的遠行，另一個則是吉爾伯特的遠行。吉爾伯特母親的結局是帶着悲劇色彩且半超越性的，因為肥胖而自怨自艾但又不通過行動改變的吉爾伯特之母最終通過阿尼遭捕之事繞開了心底的自卑與逃避，頂着衆人的嘲笑親自前往警局接回阿尼，随後不久在家中以自認相對體面的方式離開人世。一方面認同外界審美标準與健康标準卻不通過行動去改變之狀态讓人感到憤恨，另一方面外界的嘲笑歧視又令人感到無奈。最終，吉爾伯特的母親以一種被标準牢牢束縛但又缺乏足夠行動力去符合認同的标準，最後短暫地超越了“形式”之姿态結束了一生。這可能也是現實中多數普通人生命的寫照。如果電影在此處結束，它便會成為一部現實主義的悲劇，但它還有接下來的“光明之未來”。

吉爾伯特此前的生活，有一個異常穩定的“意義”來源，此即為“家庭責任”，通過在超市打工補貼家用、無微不至地照顧存在殘疾的弟弟，他慢慢完成了“自我實現”之過程，獲得了穩定的滿足感與幸福感，與此同時，他通過與一位有夫之婦的情人關系獲得“存在主義”式的超越性快樂。不過，這一切都将吉爾伯特限制在了其生活的小鎮，抹殺了他去其他地區進行其他生活的可能，或者說他察覺并對此地此時之外之物産生興趣之可能，畢竟穩定的舒适圈會讓人不自覺失去對圈外之物的興趣（表現為平時從不對好友打去移動餐車賣漢堡的想法有興趣，從未有過去外地的想法，頭腦中也并不存在“外界”之概念，在接觸安琪并産生愛意後在一開始依然對離開故鄉保持猶豫等），直到他認識安琪。

安琪随着祖母一同通過房車在各州旅行，每年會經過吉爾伯特所在的小鎮并稍作停留。這與吉爾伯特母親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也恰巧與昆德拉的“輕重”之别頗為相似，前者不拘泥于流行的審美體系，毫無牽挂四處旅行，在不同的地區經曆不同的生活；後者則因無法融入主流價值評判體系而逃避，常年在家中通過電視節目消遣度日，享受着來自子女的關心與照顧。這兩種形式的生活都可以讓人找到滿足與幸福，找到“意義”，但是前者之超越性在于形式的不斷變更，每到一處地方便在不同的環境下生活并接觸不同的人，經曆不同的價值碰撞，在這種變化中探索生命之多重可能性。

與安琪的接觸令吉爾伯特暫時體會到了此種超脫之感，并開始反思自己此前的生活，在對比之下，他開始對當前的一切感到不滿、無奈，這種情緒最終轉化為高潮部分對弟弟阿尼的發怒與暴力。阿尼是他早期生命“意義”中最為核心的一環，對阿尼的照顧是其獲得“自我實現”，獲得滿足與幸福的原因之一，但在接觸了此時此地之外的“超越”之物後，此時便成為了吉爾伯特之憤怒的指向對象，這便是對此前生命形式的一種否定，也為他後來的轉變做了鋪墊。在當前社會，圍繞所謂“小鎮做題家”的現象也與此類似，他們在原本生活的地域有着令其滿足、幸福的生活，但是，當他們完成了自己此前近乎唯一的價值目标（比如考上好的大學）并接觸到了更廣闊的世界時，便會為曾經的局限感到震驚，并進而為錯失的生命之其他可能感到憤怒，這種憤怒無處宣洩，便會指向曾經生活過的家庭與地區（因為客觀如此，無法改變），并因此承受着多方面的道德譴責。而在新的天地生活時，又會因為曾經錯失的可能，不那麼具有“超越性”的生活而自卑（“超越”永遠都是一個相對概念，當它被納入靜态的形式判斷時，其實已經不再是“超越”了），轉而陷入另一重形式的牢籠，并像吉爾伯特的母親般最終因為行動力的不足達不到自設的界限内之坐标而自怨自艾、逃避現實，躲進安甯的角落拒絕其他可能性。現在常說的“中産陷阱”也與此不無關聯。于此生命便是從一個形式牢籠走向了另一個牢籠，而自己生活過的小鎮，多數人的生活便是如此。

但是，電影精彩的地方在于它接着開辟了一條無限光明的道路。在對阿尼施加暴力并因羞愧離家出走的吉爾伯特開始了新的反思。時間流逝，過去已然無可挽回，但未來依然存在無限超越之可能。他沒有選擇立即和安琪一同離開，直接抛下過去所有的意義和責任，而是與阿尼和解，在反思的同時繼續着原來的生活。不久後母親離世，吉爾伯特帶着兄弟姐妹燒掉了家宅，并在來年安琪再次路過此地時帶上阿尼跟随她們遠行，與此同時吉爾伯特好友任職的移動漢堡餐車亦正式開始投入運營，在當地開創了全新的商業模式。随着房屋的灰燼飄遠的，是吉爾伯特一家過去的生命形式，随着房車繼續前進的，是他們未來行動的無限可能，他帶着屬于那座老宅的記憶踏入了新的生活，在誰也不知道通往何方的公路上漸行漸遠……

與此相反，自己曾經生活的小鎮正應了聽過的一首歌，“how can one little street swallow so many lives? ”,趨向單一化的價值體系束縛住了多數人的生活，生命中的所有喜怒哀樂都與貨币或主流道德關聯，在此标準下弱勢的人們用重複的娛樂麻醉自己，走出去發現“新天地”的個體又因為生于此環境下客觀錯失的可能與在另一形式體系的劣勢而痛苦。本應作為一種促進行動、激發能動性之手段的優劣對比形容詞體系被上升為了目标，人們受困于這些形容詞，因為無法符合其描述而無奈、埋怨、逃避、憤怒，并因害怕展現出這種不符合而封閉自我，然而它們終究隻是形容詞，重要的是行動而非形而上之勝利。當人停止行動時，便不再具有超越的可能，形而上世界既是形式的突破口，也是困住生命的牢籠。形式的存在難以被人察覺，但一旦察覺，便是一種超越，察覺後的形式不再是無意識領域的某種因達不到而自然讓人感覺自卑，達到了讓人興奮，無形影響人之行動力的東西，而是作為一種行動的催化劑、一種可替換的目的兼手段而存在。其本來即是一種目的兼手段，但在現代觀念愈發繁雜乃至其潛移默化為無意識時，便有必要重新探知，這或許也是反思現代精神危機的一個進路。自己應該如何前進呢？這個問題似乎并沒有回答的必要，大概不長久停留于“此時此地”，保持“Es muss sein”之追問便好。

看完後曾經的自卑感有所減弱，在自身某階段追求的價值體系裡居于劣勢已然成為了不争的事實。然而，盡管在心中默念這不過是萬千價值體系裡的一個标準罷了，但依然不自覺自卑逃避，直到看到這部電影。這大概就是一部優秀文藝作品的影響力吧（doge

盡管存在諸多客觀不能，但在這之外，大可竭盡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