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作于2020年4月。
發在這裡，作為留存。
《悲慘世界》:憤怒是無名者最後的利刃
作者:宗城
法國導演拉德·利的長篇處女作《悲慘世界》以一個僞紀錄片的方式開場，攝影機帶領觀衆來到街頭，入畫的首先是幾個熱愛足球的黑人少年，他們談論姆巴佩、馬圖伊迪、博格巴（這些人都是法國國家足球隊的黑人成員），支持法國足球隊的移民後代，這其中大部分是非洲移民或阿爾及利亞後裔。
曆史上，由于法國對非洲多個國家的殖民入侵，法語成為非洲多個地區的通行語言。地理和語言的親近感，使得法國成為許多非洲前殖民地居民偷渡或移民的第一選擇。如何安置非洲移民和穆斯林，成為法國社會的重要議題。《悲慘世界》以黑人和穆斯林入畫，把鏡頭對準了法國社會被遮蔽的地帶，那是一個不同于凡爾賽宮、香榭麗舍大道、缺乏資産階級浪潮和文人情調的地方，那裡暗藏着毒品交易、武器械鬥、小攤販、偷渡客，警察在那裡暴力執法，移民在那裡苟且生存，人們心心念念的不是政治正确的規範，而是如何苟活于世。
一：攝影機對移民社區主體性叙事的建立
盡管導演拉得·利知道怎樣拍可以取悅巴黎的知識分子，但《悲慘世界》并沒有把人物描繪成單一的受害者符号，攝影機把這些移民從受害者叙事中解放出來，取而代之的是主體叙事，這個主題叙事建立在對移民社區的展現之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險從非洲、中東移民過來的黑人、穆斯林，他們自發集結成了互助社區或團體，比如熱愛足球的黑人孩子們形成的松散團體、擁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聚集在同一片街區，這些人的生活處在一個自治狀态中，他們對外應對以警察執法為表現形式的外部管控壓力，對内則根據自己的習慣、趣味，發出自己的社區文化，裡面的氛圍和中國人熟知的江湖、幫派文化有些共性，在這裡，朋友間的義氣成了人與人重要的聯合手段，這也是為什麼黑人小孩被暴力執法後，他的同伴們都敢于挺身相助。
正是因為社區内部的團結性，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不得不采取妥協策略，他們對待黑人社區、穆斯林社區，并不是完全硬碰硬的方式，而是在暴力和協商之間徘回，因為他們不想多生事端，以至于丢了自己的飯碗。社區組織利用執法者在體系中的尴尬位置，來為自己的生存和突圍找尋縫隙，這體現出底層在艱難環境中習得的生存智慧，而它正是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閃耀之處，也是《悲慘叙事》真正超越受害者叙事、建立主體叙事的原因，它看到了“被統治集團反抗的藝術”。
《悲慘世界》表現了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并不因此回避移民群體内部存在的問題，也沒有為了制造觀衆的感動而去美化黑人、穆斯林。在《悲慘世界》中不乏對受壓迫群像暴力、自私一面的展示，當鏡頭對準巴黎郊區地帶時，觀衆既看到了滿口髒話的毒品走私客，也看到了移民群體内部的沖突和撕裂。《悲慘世界》沒有美化邊緣群像，它不像好萊塢的老太太們或者某些僞善老白男希望的那樣，把邊緣人寫得善良天真、一臉無辜，然後慘遭上流社會的剝削。老太太們的希望或許是狹隘的善良，但上流社會某些老白男們如此行事，是通過對左翼電影生産的占領、扭曲，來瓦解其中暗含的危險元素，在好萊塢電影常見的類型化加工中，左翼電影被矯飾成一包包爽身粉，用過了，嗨了，也就完事了。它對社會成見的改變不會有任何作用，而更像是消費主義對左翼議題的掠奪和“替代發言”，那是一種僞善的叙事策略，回避了壓迫和被壓迫叙事背後更複雜的問題，也就是思想家法農在《大地上所有受苦的人》中的發問——壓迫從何而來？被壓迫者的面目又是如何塑造的？關于這一點，筆者會在追溯法國左翼電影中非裔移民電影的線索中重點提及。
《悲慘世界》通過一場沖突濃縮了非裔移民群體在法國面臨的矛盾，那就是發生在巴黎郊區的小獅子失蹤案。
警察答應馬戲團老闆尋找獅子，卻在過程中誤傷了黑人男孩，而這一幕被另一個孩子的小無人機拍到。事态升級，警察、仇警勢力、黑人、穆斯林紛紛卷入，最終演變成一場大沖突。在故事後半段，導演呈現的不是妥協，而是公正規則缺失後出現的暴力及其動機（不隻是個人的憤怒，也包括暴力作為一種鬥争策略、強化主體意識的手段），因為無論是警察還是黑幫，亦或者巴黎邊緣街區的小孩子，他們都沒有在捍衛正義，也談不上對法國精英建立的一套道德規範的嚴格遵守（這裡可以引起思考的，是“何者的道德”這一問題。法國社會主流的道德規範，是否就是移民應該遵守的道德規範，他們如何處理自己的道德？兩種道德之間互相對立嗎？這個問題可供讀者思考），在這裡正義和公平出現了集體性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執法和對個人權威的迷戀。警察誤傷孩子是暴力的，黑幫介入也是暴力的，正是因為看不到正義的到來，社會底層才會選擇孤注一擲的無政府式反抗。
整部電影猶如一個隐喻，好在導演沒有為了叙述野心而把每個人設計成符号。影片中黑人警察一角可見導演的功力。他曾經也是被欺負、被壓迫的一員，但在成為警察，一個國家機器授權的執法者後，他也不得不去實施暴力。影片中諷刺的一幕，也就是誤傷底層男孩的那一槍，就是黑人警察射出的，而他在射擊後的反應，其實夾雜着驚訝、恍惚和巨大的心理矛盾。他并不是一個惡人，他隻是妥協于自己的身份，當他回家後面對母親哭泣時，我們能看到這個警察不為人知的柔軟和痛苦。而這正是《悲慘世界》留有一絲餘地的地方。
二：被遺忘的群體要傳遞他們自己的記憶
在《悲慘世界》的電影空間裡，代表國家權力機關的警察，他們的職責是打擊黑幫和偷渡客，但在實際執法過程中，那些看起來像黑幫和偷渡者的人，以及那些在白人精英階層審美中構建的臉譜劃分中處于邊緣的人（他們在日常話語中會被建構為添麻煩的人、危害主流民族的人、肆無忌憚生育的人、缺乏道德的人，從而引起社會主流人群的反感，進而被驅逐），也成了遭遇暴力執法的對象。然而暧昧的是，盡管非裔、穆斯林裔常常在輿論中成為被譴責的對象，他們的面孔也經常因為膚色、習慣、宗教信仰乃至生育問題而遭遇指責，但在這些輿論指控中經常忽略兩類問題：第一類是誰造成非裔、穆斯林裔背井離鄉的問題，誰在這個全球化治理體系中建立了壓迫格局和鄙視鍊的問題；第二類是移民（這裡不隻包括非裔、穆斯林，也包括了華裔等更多移民群體）對法所做出的貢獻被遺忘的問題。那些白人不願做的髒活累活、整個社會遠轉體系中的底層行業（被歧視卻又不可或缺），它們在現實中依靠移民的勞動來支撐，移民并非是隻知索取而不做貢獻的人，事實上，移民為了有尊嚴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他們往往要付出更多。
當上層精英根據他們的審美篩選社會的記憶，被壓迫者所要思考的，并非如何去迎合精英們的審美，而是怎麼在團結友鄰之中保存屬于我們自己的記憶。無論是《悲慘世界》這樣的電影，還是上個世紀思想家法農嘔心瀝血的著作，本質上都是被壓迫的移民者對自我記憶的傳遞方式。
而在現實中，《悲慘世界》反映的問題已經爆發。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蘇布瓦鎮，兩個非洲裔穆斯林少年為躲避警察追捕，誤入一所變電站，不幸觸電喪生。這起意外引發該鎮數百名青少年走上街頭抗議，并與警方發生沖突，随後引發騷亂。28日到31日，騷亂持續擴大，10月31日，時任内政部長的薩科齊發表強硬講話，導緻騷亂進一步擴大。這場騷亂蔓延法國300多個市鎮，數十人受傷，9000多輛汽車被焚。當年11月8日，法國總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态，并在多地實施宵禁。
2005年巴黎騷亂刺激了導演拉得·利，那之後他決定拍攝一部呈現法國社會撕裂的電影。從2005年至今，法國相關事件持續發生，比如在2017年，22歲的黑人男子西奧在巴黎北郊歐奈蘇布瓦被4名警察當街盤查，遭警察用警棍捅進下身，重傷入院接受手術。近年來，巴黎民衆與警察的對立情緒加劇，尤其是黑人、穆斯林群體，和警察的關系愈發緊張。所以法國人觀看《悲慘世界》會很有代入感，影片中的一筆一劃沒有粉飾和扭曲，它就是巴黎街區的真實生活，那是一個褪去世界著名景點外衣的巴黎，一個各民族聚居、騷亂每天都在發生的資本主義大都會。
當人們把目光對準在巴黎和倫敦的富麗堂皇、非洲多個國家的社會亂象，當人們看到偷渡者們在歐洲的醜陋行徑、戰亂國人民文化程度的缺乏，人們應當追問——是什麼導緻了這樣的差異？是誰，讓第三世界的難民背井離鄉來到歐洲？
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從第三世界攫取原料、勞動力和淘汰低端産能，歐洲的資産階級，依靠在殖民地的掠奪和技術革命締造了他們的輝煌，卻也遺留了被殖民國家到如今都無法化解的傷痕。因此，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存在的移民問題，它表面上是移民素質的問題、暴力執法的問題，根源上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面對的問題。當宗主國的人們通過殖民掠奪獲得暴利，又通過移民得到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資源，他們不能一邊享用福利，一邊抱怨移民帶來的種種問題，因為問題的根源就是他們的掠奪，是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必然面對的問題。
三：一個第三世界的幽靈
《悲慘世界》對法國族群撕裂的刻畫，既可以讓人想起《寄生蟲》《小醜》等國際電影，也能勾起人們對法國左翼電影的記憶。法國是一個左翼知識分子氣氛濃厚的國家，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左翼知識分子們就一次次通過書籍、報紙和電影等媒介發出他們的聲音。新浪潮運動時期，法國左翼電影達到一個高潮，電影人不但把藝術作為技藝的探索，也更重視電影作為一種社會批判的載體。在關于電影《中國姑娘》(1967年)的訪談中，戈達爾說：“藝術并不是現實的反映，而是‘反映’這一現實的過程。”
六十年代的法國左翼電影（其實也包括非洲法語區導演拍攝的電影）包括的一條支線，就是反映法國移民族群的電影制作。這其中既包括了呈現法國殖民霸旁落、整個社會面臨價值觀重塑的電，也包括了以移民者為主人公展開主體性叙事的創作，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後一種電影主要呈現的是移民者（比如非裔黑人）在宗主國受到的壓迫和反抗。1969年，塞内加爾有一部電影《黑女孩》，主人公就是一個從非洲遷徙到法國，為法國中産階級家庭作褓母的女郎。她去到更富裕的社會，但流動的盛宴不屬于她，她背井離鄉、遭受歧視，膚色和社會地位的差異讓她如同下等人，在異鄉飽受冷眼和剝削。這個黑女孩是當時法國非裔移民者的一個象征，她流落社會底層，充當法國的低價勞動力，幾近奴工似的日夜做着瑣碎的家務，終于在自尊心受到女主人傷害後，選擇割腕自殺。
法國曾經在非洲建立殖民霸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衰落，肯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前殖民地國家紛紛尋求獨立，法國或非洲法語區左翼電影人以此為題材，創作了很多反映社會矛盾的電影。比如意大利吉洛·彭特克沃拍的《阿爾及利亞之戰》（1966年），從被壓迫者争取獨立的角度歌頌了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抗争與犧牲。戈達爾的《小兵》(1963年)同樣反映了阿爾及利亞之戰，但它采用的是一個個體化叙事。當時，阿爾及利亞戰争是法國知識界的敏感話題，薩特、加缪等一衆鼎鼎大名的知識分子卷入其中，戈達爾目睹了阿爾及利亞戰争造成的知識界撕裂，還有法國在那一曆史時期經曆的不可挽回的殖民霸權衰弱，他選擇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視角，來呈現逃兵布魯諾·福雷斯特在戰争中的遭遇。這部電影既諷刺左派，也諷刺右派，戈達爾延續胡鬧本色，展現了既有秩序的荒誕，又深入刻畫了布魯諾這個小人物在戰争中的身不由己。影片中有一幕很有趣:當主人公布魯諾要經曆一場刑罰，刑罰者不願在他身上留下拷打痕迹，于是，他們把拷打變成了一場遊戲，一會兒用打火機燒布魯諾的手掌，一會兒把他的頭淹沒進浴缸，甚至在虐待他的時候，安排一個女秘書給他讀左派讀物，其中一本就是《毛澤東選集》。
千禧年後，反映法國移民問題的電影也不少。比如喜劇片《嶽父嶽母真難當》，講一個天主教中産階級家庭裡的四個女兒，她們分别嫁給了阿拉伯人、猶太人、中國人和非裔黑人，由此引發的文化沖突和身份認同問題。2009年，導演雅克·歐迪亞的《寓言者》，設計了一個阿拉伯人被送入法國監獄的情節。在這些片子中，我們會看到移民問題被商業化、類型化，一方面成為政治正确的表述，一方面卻也在粗淺的和解或者符号化描寫中消解了移民議題的痛感，而這正是《悲慘世界》的意義所在。
多年以前，在大作家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中，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隻須費一點點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東西，我們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東西了。于是我們鏟除它。世上有多少人就和荨麻大同小異。’他沉默了一會，又接下去說：‘我的朋友們，記牢這一點，世界上沒有壞草，也沒有壞人，隻有壞的莊稼人。’”
雨果寫下這一番話，是通過荨麻隐喻小說主人公冉阿讓。冉阿讓是一位農民出身的貧窮工人，他出身底層，品性淳樸，可是社會結構的不公和壓迫一點一點改變他的行動，他有一次看見姐姐的幾個孩子餓得直哭，忍不住去偷面包給孩子吃，因此不幸被人抓住，判了5年徒刑。他幾次越獄，被抓回來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結果為了一塊面包坐了19年的牢。從監獄出來後，冉阿讓到處遭白眼，沒有工作，沒有飯吃，當他被壓抑到社會的最黑暗處，他發誓，自己一定要向這個社會複仇。所以偉大的雨果其實早在小說一開始，就用一株荨麻隐喻了冉阿讓的命運。而在今天，當一部叫做《悲慘世界》的同名電影上映，它所希望的不隻是讓觀衆看到移民者的遭遇，也是要回到雨果的這句囑咐：
“我的朋友們，記牢這一點，世界上沒有壞草，也沒有壞人，隻有壞的莊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