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電影，反映84、85年政治民主化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電影結尾傳達中央精神，要進行廠長責任制、經濟承包責任制改革，要繼續整黨以統一思想，“迎接中國改革高潮的到來”，紫楊先生露面。

看得擰巴，因為電影發行後的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框架不斷調整，同一個文本在不同的曆史坐标系中會獲得不同評價，在84、85年自然是反映改革精神，89年之後會被認為是資産階級自由化，在世紀初的胡溫時代會被重新歡呼，認為“黨大還是法大”振聾發聩，在“新時代”會說“黨大還是法大”是個僞命題。

涉及到多方主體，頑固守舊的機械廠黨委（以書記馬玉為代表）、改革創新的機械廠廠長程戈、中級法院（以法官郭剛為代表）、電視台（以為敏、徐瑛為代表），還有學者（改革派）、省委（保守派居多）等，當然每個單位裡也分新舊，法院和電視台裡也有守舊求穩的老幹部。主線有兩條，一是郭剛審判線，強調法律、法院、法官的價值、黨不能大于法、要依靠司法解決社會矛盾。二是程戈承包線，強調程戈搞承包制調動了積極性，解放了生産力。或者說主題有兩個，一是法治建設，二是國企承包制改革。

關于法治問題，為了凸顯法治的優越性和舊勢力抵觸法治的保守思維，刻意表現黨委書記馬玉等老幹部對待法庭審理程序的無知、對法官的傲慢，還讓馬玉在法庭上問出“那麼黨的領導到哪裡去了呢”，制造黨和法的虛假對立。電影提到問卷調查（如果有人傷害了你你會怎麼辦，30人選擇以牙還牙，67人選擇私下了結，隻有3人願意上法院），試圖以此來證明司法不被信任而法治建設任重道遠，這誇大了法律解決社會糾紛的作用，潛台詞甚至是将其作為唯一救濟途徑。但是“被傷害”并未說清情節輕重，選擇私了是人之常情，在後來的司法建設過程中也越來越重視多種方式化解社會矛盾，法律隻是兜底。更何況制約群衆選擇司法途徑的因素，除了法治觀念外還有訴訟成本。電影後面由T省省長出面召開記者會發表講話，面對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省長回答去翻黨章，黨章總綱表述是“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内活動”，電影裡這一段應該是關于“黨大還是法大”問題的較早呈現，電影以及當時探索政治民主改革的中共的立場很明顯：法大于黨。這種典型的自由派發問後來被“新時代”被揭穿（黨大還是法大是個僞命題）。接下來提到的法律不能被輿論左右、不能被政治幹擾，也體現了唯法律傾向，還有黨是人民公仆、黨委不能淩駕于法律之上、執法機關要監督黨員等，這些表述都反映了當時知識界、社會輿論以及黨内改革的一般傾向。

關于國企承包制問題，其實更重要，電影也在論證承包制優勢上花了很多心思。幾次庭審辯論實際上是關于國企承包制優缺點的辯論賽。核心論題有三個，浮動工資制、開除工人、招收勞教人員。

首先是浮動工資制，程戈搞浮動工資制，給表現優秀者發獎金，以此來調動積極性，馬玉則批評其是搞金錢刺激、資本主義歪風，要保證社會主義正确方向。這個問題馬玉回答得沒錯，物質利益刺激會滋生私有制的意識形态，發獎金會産生貧富差距。如果擺脫對“積極性”的迷思，馬玉的質疑回答起來并沒有像電影裡看起來那麼容易。

其次是開除工人，程戈按照承包合同開除了五名不符合要求（很可能是效率要求）的工人，其中包括省委第一書記的小舅子劉煌。電影為了證明開除的合法性，塑造了劉煌遊手好閑的形象，并借此表現主角程戈的鐵面無私、不畏權貴。大鍋飯養懶漢也是個老問題，大鍋飯是否一定會養懶漢可以讨論，社會主義通過政治教育提高自覺性的方法（政治挂帥）與物質利益刺激的孰優孰劣也可以讨論。但可以明确的是，對大鍋飯下提高工人積極性的問題，解決辦法不能是賦予廠長開除工人的權力。“鐵飯碗”的政治意義正是要打破雇傭勞動制下資本家、管理者對勞動者的生殺予奪大權，要保證勞動者不受侵奪的“鐵”一般的勞動權、就業權，以此來塑造社會主義生産關系中的勞動者主體性。

有趣的是，物質利益刺激、廠長擁有巨大權力都屬于五十年代被批判的蘇聯“一長制”（廠長負責制）模式。所以蘇聯國企的“一長制”與資本主義的泰勒制本身就具有一緻性，強調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的權威，用獎金來刺激積極性，自上而下進行管理，在生産方式上，除了由國家而非企業自身制定生産計劃外，與資本主義企業沒有區别。而中國在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進步，正是在克服蘇聯“一長制”的基礎上，拿出了超越“馬鋼憲法”的“鞍鋼憲法”（核心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與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讓工人掌握實際的生産過程，參與管理，打破生産中的等級法權，真正成為勞動的主人。這些當然是電影裡的程戈以及八十年代廠長責任制改革的鼓吹手們考慮範圍之外的政治邏輯。所以國企改革不能走承包制、私有化的道路，也不能走官僚化的道路，官僚治廠還是資本家治廠，這是比爛邏輯。要走鞍鋼憲法、經濟民主、工人治廠的道路。

最後是招收勞教釋放人員，程戈招收勞教釋放人員為工人，理由是要改造他們，社會不能放棄他們，黨委老馬的反對意見是認為他們道德品質不過關，要保證工人隊伍的純潔性。雙方的理由是電影制造出的虛假對立，以此表現程戈的人道主義和愛子情懷（其子也是勞教人員所以更能理解這類群體）。這和黨委指責程戈貪污公款但其實是用來搞科技研發和保送員工上大學的手法一樣，是制造對立以突出程戈的道德高尚沒有私心。電影所掩蓋的兩個問題，一是開除不合格工人和面向社會招工的實質是要招收優質勞動力，僅招工本身當然不能說明雇傭勞動制的複蘇（社會主義國企如何超越子承父業的招工制度也是個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國企不再以員工利益為目的，而是優勝劣汰以招收優質勞動力為目的。二是電影中沒有點出勞教問題背後的社會背景（或者在當時這是人所共知），大量勞教釋放人員出現，難以就業影響社會安定，正是八十年代嚴打結果。

馬玉三十年不換房，是作風樸素的老共産黨員，他的頑固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所以後面也檢讨自己。電影這樣的安排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叙事，即老幹部們對改革的猶疑阻礙隻是思想保守，不夠解放，所以要進一步整黨統一思想，“迎接改革高潮的到來”。電影将法治建設、城市國企改革兩條線并列起來，塑造了程戈郭剛兩個思想開放的改革英雄人物，并且還提到兩年間的其他案件，如土雞大王霸占民主人士院子，縣委副書記動手打死鄰居等，在改革推進的過程中都得到了合理解決。這種并列無非在制造一個改革新舊的對立局面，不改革就會有種種矛盾得不到解決、萬事皆休，一改革則迎刃而解、一通百通，這大概也可以稱之為是一種“改革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