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論”（auteur theory）認為，電影導演是影片的真正作者，是作品風格、主題和叙事的主導者。如果把愛情看作一部作品，那麼誰是那段感情的作者？在伍迪·艾倫的《安妮·霍爾》中，他不僅是導演，演員，也是回憶的書寫者與拼貼者——而安妮，隻是被召喚出來的一段回憶、一句台詞，或一首《仿似昨日》。從兩種“戀愛腦”說開去
在影視作品中，通常有兩種戀愛腦：
一種是以《好東西》中小葉（鐘楚曦飾）為代表的内耗模式。這種愛腦通常表現為，個人的自我價值與親密關系高度綁定，隻要有人愛我，那我就獲得了自我價值。在這裡，親密關系中的付出體現在時間、精力和情感依附上，是一種向内消耗的模式。
另一種則是以《了不起的蓋茨比》為代表的逆襲模式——為了娶到心愛的對象，主角可以付出巨大努力，承受艱辛，從而改變人生軌迹。這裡親密關系中的付出更多體現在金錢、權力和社會地位上——是一種向外征服/建設的模式。
不難看出，小葉這種戀愛腦往往是被社會所譴責的，甚至在《好東西》這部女性電影中亦是如此，這種被愛所困是一種軟弱的、矯揉造作的、缺乏獨立性的和不成熟的象征。而蓋茨比模式則完美契合了社會期望，愛情作為強大的、壓倒性的驅動力讓角色實現了最初的夢想，同時還幫助個人實現了自我價值。
更進一步，小葉這種戀愛腦通常與女性角色挂鈎（盡管有王家衛這樣的奇葩存在），而蓋茨比模式則是各類青春片中男性角色的經典劇本，《那些年》、《中國合夥人》莫不如此。影片通過叙事，将性别角色，“戀愛腦”塑造成了不同的、并被不同評價的行為模式。
但如果我們仔細一想，就會發現這種兩種戀愛腦叙事，一方面無腦地将為愛沉淪貶低為負面的小資情調，另一方面也過度純化了“為愛奮鬥獲取資源”的模式。因為，對親密關系的渴望本就是正常的情感需求，而愛情也并非是個人奮鬥的唯一動機，影視作品往往會放大愛情對個人成長、人生選擇的影響。
不過，偏偏有那麼一部電影，或者說一類電影，創造出了這兩類模式之外的可能性 ——《安妮霍爾》
虛僞、精神分裂與元電影
跟大部分觀衆一樣，我在最初觀看《安妮霍爾》、《曼哈頓》等伍迪艾倫電影時，都會被伍迪既浪漫又富含知識分子氣質的劇情、台詞所感動。不過，随着我年紀漸長，我逐漸發現《安妮霍爾》在各個方面都是一個殘酷且現實的故事，而這正好符合了英文中PLOT的雙重涵義，故事與陰謀。
首先，從人物設定來看，安妮（Annie）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小鎮，而艾爾維（Alvy）則是紐約本地的知名喜劇演員。換句話說，資源豐富的艾爾維對這個“紐漂”女孩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伍迪·艾倫密集的台詞設計，很容易讓觀衆誤以為兩人之間的差距隻是“文化資本”的差異，而忽略更實質性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的不對等。
這種設定本身也反映出一種男性視角下對理想伴侶的偏好——不在乎經濟能力，而更看重外貌、年齡和性格等特質。在伍迪艾倫的電影裡，這種偏好一般被包裝成“重視内在”，但歸根結底也可能是一種虛僞的自我美化。當然，我個人覺得戴安·基頓還是蠻好看的。
...其次，回顧《安妮·霍爾》的故事，我們會發現，它實際上颠覆了前文提到的兩種“戀愛腦”模式。作為來自小鎮的夢想家，安妮（女性角色）在與艾爾維交往的過程中逐漸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唱歌），并最終跳脫出艾爾維設定的框架，實現了自我成長。而艾爾維（男性角色）則成為那個困于原地、自我消耗、情緒失控的失敗者。
這種“戀愛腦”模式的反轉，也折射出艾爾維性格中的膽怯、自戀與精神内耗。他神經質的特征，與他在銀幕中的一貫形象——身材矮小、近視、秃頭、沉迷藝術、社交障礙、結巴——共同構成了伍迪·艾倫式男性的原型，也讓内耗型戀愛腦，清晰地落在了男性角色身上。
...不過，這種看似強調女性成長，并弱化傳統男性形象的策略并非是一種進步的女性主義視角。事實上，伍迪艾倫的的元電影策略進一步讓這種反轉變成了一種自我開脫。
對《安妮霍爾》的叙事學分析比比皆是，我不再贅述。我想強調的是，視點（導演/演員）的來回切換與素材的組織将伍迪塑造成一個掌控一切的“愛情作者”。
...在這部電影中，表面上是安妮被動地接受愛情的叙事安排，被“紐約知識分子”艾爾維帶入都市文化圈。但影片的主視角并不在她，而是牢牢控制在艾爾維（伍迪艾倫）的第一人稱視角中。整部影片就是他對這段關系的重演和剪輯，是一部由失戀驅動的愛情自傳電影。
盡管片名叫《安妮霍爾》，但影片開頭的意識流段落卻專注于艾爾維的童年、戀愛史與心理困境。觀衆對安妮的了解幾乎全部來自艾爾維的片面講述——他在鏡頭裡吐槽她的朋友、揶揄她的家庭、貶低她的智識。安妮被塑造成一個未經還原的影子角色，被投射着艾爾維的焦慮與優越感。
更諷刺的是，艾爾維（也就是伍迪·艾倫本人）最終在戲中戲的“電影”裡篡改了他們分手的結局。通過操控叙述權，他把這段失敗的親密關系轉化為自我塑形的媒介——不是為了挽回安妮，而是為了重建自己的形象。他是“戀愛腦”，但更準确地說，他是“愛情的作者”：用電影講述一個由他導演、剪輯、潤色過的戀愛故事，把自己包裝成那個最深情、最聰明、最受傷、也最有掌控力的人。
也就是說，表面上他是那個黯然神傷、在愛情中失敗的男人，實則卻借助電影語言達成了一場心理逆襲。他用“内耗型”姿态博取觀衆共情，再用導演身份完成自我修複——一舉兩得。
Passive-aggressive ：自卑可以當武器？
伯格曼（伍迪艾倫的偶像）經常在電影裡拍這麼一類人，這些人表面沉默、柔弱、隐忍，但其實在情感上極具操控力與攻擊性，他們不是大聲吵鬧或者暴力，而是以“自憐”、“情緒勒索”、“知識優越感”等方式控制關系，這種人也叫被動攻擊型（Passive-aggressive）。
同樣，在《安妮霍爾》中，艾爾維這個角色并非是一個真正的失敗者，而是一個“被動的進攻者”（passive-aggressive）：他以受害者的姿态占據道德高地，卻不斷地貶低、諷刺、操控安妮，表面上内斂、神經質、焦慮，自嘲，背後卻隐藏着強烈的控制欲與優越感。
他将自己塑造成一個傷痕累累的感情失敗者，卻始終牢牢掌握着講述的權力；他躲在鏡頭背後扮演“戀愛腦”，但其實早已借助電影完成了一場關于自我的再創作。
正如，奧遜·威爾斯對伍迪艾倫的經典評價：
“他很傲慢。就像所有性格膽小的人一樣，他的傲慢是無限的。任何在公共場合輕聲細語、蜷縮退縮的人，其實都傲慢得驚人。他表現得很害羞，但其實不是——他是害怕。他又恨自己，又愛自己，這是種非常緊繃的狀态。像我這樣的人還得繼續假裝謙虛。對我來說，最讓人尴尬的事情莫過于一個男人把自己最糟糕的一面呈現出來，隻為博取笑聲，以此來擺脫他内心的困擾。他在銀幕上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在進行自我治療。”
Pe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