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暫時先抛開哈内克“不知收斂”的炫技,将目光聚焦在故事本身。我想不少觀衆都有一個疑問,就是不理解兩個年輕人為什麼要折磨來度假的一家人?這件事總得有個理由,而導演并沒交代清楚。為了弄清這一點,我們不妨從“兩雙鞋”開始。

在英文中,有句常說的諺語:You can tell a man by his shoes,這意味着鞋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一個人的品味或社會地位。可以說,鞋作為階級符号在《趣味遊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讓我們來看第一雙鞋。

在電影中,男主人老喬治攜妻兒前往鄉下的别墅度假,在一進門後,喬治換上了一雙樂福鞋,哈内克在此也是給足了畫面。樂福鞋作為一種無鞋帶、易于穿脫的休閑鞋款,最早源于十九世紀40年代,它最早作為鄉間别墅鞋,專供地主和皇室使用。如今,樂福鞋是歐美上層社會和“老錢”階層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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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喬治換上樂福鞋(Lo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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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奢侈品牌Loro Piana的樂福鞋,售價約為7000RMB

此外,在歐美電影中,我們經常還能看到另一種“老錢鞋”——吸煙鞋(Smoking Slippers),也叫天鵝絨拖鞋”(Velvet Slippers)。吸煙鞋最早源于19世紀英國貴族的室内便鞋,通常采用絲絨等奢華面料,鞋面上常有刺繡圖案,體現了高貴與優雅。在好萊塢電影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男主角穿着絲絨睡衣,腳上踩着這種絨面的一腳蹬鞋,奢華松弛盡在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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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鞋

除了貴與舒适,樂福鞋和吸煙鞋作為室内鞋,還有保護昂貴的地毯和地闆不被硬底鞋磨損的功能,在電影中,保羅讓彼得注意别弄髒地毯,也側面應證了地毯昂貴的細節。

與此同時,樂福鞋作為休閑鞋款,其支撐性較弱,适合日常休閑,而非高強度的運動。樂福鞋的這一特點在映襯老喬治行動無能的同時,也表明了中産階級為外化文化區隔,過于強調符号價值而非實用價值,過于削弱自身“身體性”而強調“文化性”,而這最終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相比老喬治樂福鞋的低調奢華,影片中經常與第四面牆互動的罪犯保羅,他穿着的白色匡威全明星(Converse All Star)則更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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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匡威全明星

匡威全明星是我們常見的膠底帆布鞋,最早其因良好的防滑性被用于籃球比賽。同時,由于前後一緻的鞋底高度,它能夠讓運動員保持正确的姿勢,因而也經常出現在硬拉、深蹲等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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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鳥”拉裡伯德和“魔術師”約翰遜

帆布和橡膠因耐用、便宜被廣泛的接受,而其簡潔、經典且易于個性化搭配的特點,逐漸被朋克、搖滾和反叛文化所青睐,成為年輕人表達反傳統态度的象征。在《洛奇》、《回到未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經典電影中,也可以看到匡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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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奇》中經典的匡威1970

可以說,匡威全明星不僅因其在運動上的卓越表現成為了強壯、速度的象征,還因其低廉的價格和簡潔的造型成為了年輕、反叛、平民的階級符号。綜上,哈内克僅憑“兩雙鞋”就構築起了影片中的階級符号:象征腐朽、高雅、缺乏鍛煉的樂福鞋,象征年輕、貧窮、充滿活力的匡威全明星。這兩雙鞋與影片開頭車内的歌劇與突然闖入的搖滾樂形成了巧妙的對位(圖像-聲音)。

那麼,《趣味遊戲》是簡單的階級仇恨嗎?很明顯不是,盡管它的故事像極了《冷酷祭典》、《寄生蟲》等描寫階級對立的名作,甚至還有些《處女泉》的味道,但哈内克的明目張膽的炫技很明顯将觀衆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别的地方——媒介。

在哈内克的“冰川三部曲”以及後來的《隐藏攝影機》中,媒介暴力始終是哈内克電影的主題之一。簡單來說,媒介暴力一方面是内容層面的展示,另一方面則是媒介背後隐藏的權力機制。前者強調媒體播放内容對個體世界觀的影響,例如電影分級制度就是建立在成人内容對兒童心理有害的認識之上;後者強調媒體的運作及媒介本身對人的影響。例如,媒體的從業者多為中産階級背景,其往往傾向于選擇符合中産階級利益的内容進行傳播。

此外,随着媒介理論的發展,媒介自身亦被視為有傾向性的。例如,電影媒介相較于遊戲媒介就缺乏互動性,觀衆被迫在漆黑的房間觀看投影,而遊戲卻允許玩家進入遊戲世界,與NPC和其他玩家展開互動。媒介理論家認為,這種内嵌于媒介的權力關系影響着人們的感官,進而影響人們對世界(時空)的認知。

在《趣味遊戲》中,哈内克無疑察覺到了上述變化,尤其是錄像帶、電視乃至電子媒體對電影的影響。錄像帶和電子媒體的發展打破了傳統電影的權力關系,觀衆一方面可以租賃影片回家觀看,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頻繁的前進、後退來主動掌控電影的時空叙事,從而擺脫以往線性觀影體驗中蘊含的單向權力機制。

電影中,保羅注視鏡頭、解說電影、回放等操作就可以被看作是對傳統觀看機制的破壞,頻繁出現的“遊戲”亦在向觀衆邀約加入他們對喬治一家的玩弄,而保羅和皮特的階級符号似乎也讓這種反叛有了正當性,但讓人頗感疑惑的是,影片的共情點卻被放在了人畜無害的喬治一家身上。

觀看途中,我們甚至希望那段“預演”的複仇是真實的,安娜成功的反擊使得秩序重新恢複(一家三口的度假計劃),但事實卻是保羅(哈内克)對電影以及觀衆的肆意操控,不少評論反映了觀衆對此舉的不爽。

但如果我們轉換思路,我們又可以将這一行為視為媒介本身的自反性。媒介的本質上是建立關系,即所謂傳播。因此,我們有了“吉他與裸體”的著名隐喻,歸根結底,無論是優質内容還是單純的感官刺激,媒介必須刺激感官,要好看,這樣才利于傳播。但在此過程,觀衆往往會将媒介視為“透明”,沉浸于其表達的内容中,從而忽略其隐含的權力關系。

那麼,假如媒介“反傳播”,就刻意難看呢?(在3月30日的放映中,有不少觀衆提前離場)

為了做到這一點,哈内克刻意将移情點放置在老喬治一家,讓觀衆注意到保羅和皮特讓人不堪忍受的惡行,保羅所象征的媒介權力就将浮出水面,從而讓觀衆意識到這一不平等,意識到自己被媒介所操縱。

不過,與傳統的視角不同,在哈内克眼中,相比于電影的單向傳播,電視、遊戲的互動性反而加劇了這一不平等,因為觀衆越是互動,就越是深陷其中,所謂“趣味遊戲”,并非是你玩遊戲,而是遊戲玩你,血濺電視意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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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分析了《趣味符号》中的階級符号與媒介暴力,不難發現的是,在電影中兩者的聯系并非特别緊密,倘若不觀看哈内克的前作,我們很難單從這部作品中獲知兩位年輕人是否受到了媒介暴力的系統性影響。盡管保羅對中産階級的玩弄讓其有失體面,但其對喬治一家的施暴更像是是一種無來由的惡,而保羅命令安娜祈禱更是引入了宗教元素,使影片的主題顯得分散,啰嗦。尤其是在小喬治死後,故事又進入了驚悚片的套路模版,最終進入惡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