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晚看2020年上映的、由以色列導演德羅爾·紮哈維執導的電影《狂人交響曲》（Crescendo）之前，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讓我在情感上如此起伏的電影了。《狂人交響曲》講的故事很簡單——在21世紀，有個有錢的組織出資希望組建一個包含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交響樂團并舉行一場意在倡導中東和平的公開演出，但這個組織對交響樂團事宜具體負責人卻選擇了一位父母都是納粹醫生的德國音樂家作為交響樂團的指揮。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交響樂團的甄選籌備工作還是中間的排練過程都困難重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懸殊的貧富差距讓樂手們的演奏水平參差不齊，猶太青年和巴勒斯坦青年之間由于種種曆史原因讓他們彼此極端憎恨對方，樂團指揮的納粹背景也在整個樂團去歐洲排練之後引起了當地極端主義組織的注意并最終導緻了悲劇的發生——樂團裡的一個巴勒斯坦男孩和一個猶太女孩相愛了，兩個人打算私奔去巴黎，但沒想到在路上，男孩在慌亂和誤會之中被該組織的車撞死，備受期待與矚目的巴以青年和平演奏會不得不被終止，而當雙方青年在機場隔着玻璃候機時，他們看到了關于那個巴勒斯坦青年之死的新聞報道，于是他們又操起了樂器，在候機大廳為死去的同伴舉行了一場臨時音樂會。

最開始看這部電影或者說甚至都看到電影的三分之二處時，我其實對這部電影所表現的内容是抗拒的——不是因為它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以及巴以青年的對比展現不夠真實，而是這種展現實在太過刻意。我曾經在以色列待過很長一段時間，深知特拉維夫的繁華以及巴勒斯坦和約旦的凋敝，但電影最開始通過無縫對比的形式展現以色列青年演奏家條件之優越和巴勒斯坦青年演奏家條件之簡陋實在太過刻意直白，藝術性不強；而後來當樂團整個遷往意大利之後，指揮設計的各種意在讓巴以青年了解對方、相互融合的活動還是給人一種刻意直白感——巴以沖突由來已久，無論哪一方都都能在對方那裡找到國恨家仇，而大部分仇恨卻又都來自西方強國——而這種國恨家仇、你死我活的恨是搞一場音樂會就能化解的嗎？顯然不是，但是電影直到三分之二處時還在向觀衆們展現一種烏托邦般的美好：在遠離沖突之地、甚至可以說是遠離塵世的意大利山區裡，一位見識超群又飽經滄桑的白發智者（即指揮）帶着一群自願摒除偏見仇恨又才華橫溢的青年演奏家在如畫美景當中為了人類的和平與未來，一邊進行各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有友誼、有愛情更有相互之間的理解，一邊排練着優美舒緩、象征着人類智慧結晶的古典音樂。這是多麼美好的場景啊，美好得近乎刻意、近乎不在人世間。

當時我一邊看一邊想，如果這破片子以巴以青年成功舉行一場和平音樂會結束——因為這在現實生活中顯然不太可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貧困與富庶、戰争與鮮血、淚水與沖突絕不可能在幾場類似于團建的活動中被消弭，何況團建的主要負責人還是造成這一切悲劇的納粹之後代——我将在豆瓣上給這片子毫不留情地打出高達兩星的評價。

但謝天謝地，這部電影的結局讓人猝不及防——猶太女孩和巴勒斯坦男孩相愛，但陰錯陽差被女孩的父母知道，女孩強勢的父母聯系了他們在歐洲的親屬來把女孩帶走，為了和男孩在一起，他們打算私奔去巴黎，結果，在路上，男孩被歐洲極端分子的車誤撞而亡，和平音樂會因為男孩的猝然而逝而戛然而止，所有的美好都好像肥皂泡一樣一旦離開了那個支撐着它的吸管、它就在空氣中消散不見了。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玻璃脆。看到結尾處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前面近乎刻意的對比與美好的用意都在于凸顯最後那個巴勒斯坦男孩死之重量——前面所有的美好都是為打出他猝然離世這一拳而積蓄的力量。那個叫奧瑪爾的巴勒斯坦男孩本是約旦河西岸古城裡的婚禮樂手的兒子，因為從小就和父親一起參加各種婚禮并在其中演奏單簧管，逐漸愛上了這門樂器同時也乍現出了驚人的天賦——不僅他家鄉人喜歡聽他的演奏，在他被選入樂團之後，樂團指揮也願意幫助他申請德國的音樂學校深造。就是這樣一個本應有者美好前景的阿拉伯男孩卻因為種種政治曆史原因不能和他深愛的猶太女孩在青春年少這樣好的光景裡、在意大利山區這樣清新優美的環境裡談上一場蕩氣回腸的戀愛，卻要在21世紀的歐洲國家裡、在一場為了自由戀愛而私奔的過程中死于車禍。與先前父母對他的愛與期待、以及青年演奏家一起生活在大觀園一樣的古堡裡對比，他的死不僅因為其猝不及防而顯得異常沉重、讓觀衆窒息，而且凸顯了在大屠殺之後的巴以沖突這一極難解決的曆史政治問題面前，所謂的号召和平、溝通理解、年輕人的朝氣蓬勃以及造成這一切惡果的納粹分子及其後代的忏悔都顯得如此脆弱——在這個世界上，當涉及到真正的利益時，所有的美好都不過是蒙在桌子上的灰，一吹即逝。

電影的最後，猶太女孩還是被柏林來的叔叔帶走了，和平演奏會被取消，而那個最初的發起者——她在電影中并不是一個主要人物，但卻受了某基金會的委托去發起并負責這樣一個号召和平的活動——也黯然離場，說她要去蘇丹管理當地的瘟疫預防工作。巴以雙方的年輕演奏家在機場抱着自己的樂器等待飛機，但也許因為其護照的原因（以色列人有護照而巴勒斯坦人則是難民，不知道他們出國需要什麼手續），他們在候機的時候被隔在透明的玻璃牆兩側。他們彼此都能看到對方，但卻生生被這一堵玻璃牆所隔開，而且回去之後大概此生都不會再相見。當電視新聞裡播放了因為奧瑪爾的死而取消和平音樂會的新聞時，最初在樂團裡最愛鬧事的猶太提琴手抱着自己的提琴，敲了敲玻璃牆，讓巴勒斯坦的小夥伴們和他一起，為死去的同伴最後演奏一首曲子。這個場景是動人的，但也是令人心碎的，同時，它也表明，縱然烏托邦般的生活是短暫的，巴以問題這個人類曆史上的頑疾也并不是說能夠在短時間内就被解決，但至少人心情感是相通的，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巴勒斯坦人，都為沒有舉行音樂會而感到失落，同時也都為夥伴的離去感到傷心，在這個層面，雖然他們之間隔着無法穿越的透明玻璃牆——就像在中東混居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樣，他們都能看得到對方，但始終還是有分歧與間隔——但他們的情感卻依然是相通的，可以跨過曆史政治，通往彼此的心靈，就像音樂可以跨越玻璃牆被彼此聽到一樣。

雖然電影裡着重展現的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和歐洲人三方，但其實隐藏在這三方之後的還應該有第四方——即通過出資來操控這次活動的第四方，即資本的一方。在電影裡，巴勒斯坦人之間講的是阿拉伯語（我在其中聽到了從前住在以色列時熟悉的那幾個阿拉伯語單詞）、猶太人之間講的是希伯來語（這種語言我十分熟悉）、指揮和出資方代表講的是德語（也能聽懂一些），但當他們坐在一起時，他們說的是英語，而且出資方好像也是美國人（此處存疑）。而出資方的目的就是要組織這樣一個活動來促進巴以青年交流、增進八一之間的和平。然而，雖然資本希望操控政治，但最終還是因為奧瑪爾的死而失敗了，而奧瑪爾的死看似是意外，但實則依然和政治曆史挂鈎——撞死他的不是别人，而是在意大利的狂熱分子，他們白天襲擊了納粹的後代樂團指揮。所以，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雖然資本遍布全球，但面對複雜的曆史政治問題，無論是陶冶人心靈性情的藝術（音樂）還是神通廣大的資本都是沒有用的，曆史政治問題就是這樣令人無奈的存在。

曆史政治問題不僅是人類社會的頑疾，而且還是循環往複地出現，而這種循環往複在電影裡也有展現。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非中東地區陷入愛情這個主題并不是第一次出現，而是早在這部電影上映以前，以色列女作家多利特·拉賓彥（Dorit Rabinyan）就在她的小說《所有的河流》（All the Rivers，此書暫時沒有漢譯）中講述了猶太女作家和巴勒斯坦畫家在紐約陷入愛河的故事，而且，巧合的是，當二人一起回到中東，這位巴勒斯坦畫家去特拉維夫看望這位猶太作家，但卻在地中海裡遊泳時、和奧瑪爾一樣出了意外被淹死了。這是多麼絕望的結局，預示着在巴以沖突的大環境當中，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之戀其實是一條完全行不通的死路。同時，在電影裡，巴勒斯坦人也講了他祖父的故事——當以色列軍隊占領約旦河西岸時，他們把當地的阿拉伯人都趕了出來，當時的祖父還是個少年，少年的母親把家裡的鑰匙給了他，讓他留好，因為他們終有一天還是會回來的——當然，他們再也沒回去。而這個“流散中的鑰匙”情節其實在猶太曆史上也出現過。1492年西班牙國王下令驅逐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猶太人，無數賽法迪猶太人再次背井離鄉、踏上了流浪之路，而他們很多人也都保存了自己家的鑰匙，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到這片他們曾經生活過的土地上——有些家庭代代相傳，一直傳到21世紀。這是曆史之痛，是曆史循環之痛，而在這徹骨疼痛的基礎上，所有的美好曼妙都如鏡中花水中月一樣，當風刮起時，一切都蕩然無存，隻留利益世界的冷酷，管他青春年少，管他天資過人，管他樂聲悠揚、悱恻纏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