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猶太文學研究者阿倫·明茨（Alan Mintz, 1947-2017）在他的《流行文化與在美國塑造大屠殺記憶》（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中提到，大屠殺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核心，雖然其發生在與美國隔着大西洋的歐洲且和大多數美國人的關系不大。而讓這一與美國關系并不緊密的曆史事件成為美國文化的核心内容既和美國猶太人在傳媒和教育方面的不懈努力有關，同樣也受惠于一系列講述大屠殺的流行文化産品，如1978年在美國NBC電視台上映的電視劇《大屠殺》、1993年斯皮爾伯格導演的《辛德勒名單》以及2002年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鋼琴家》等等。随着關于大屠殺的流行文化推動了其的傳播，更多關于這個曆史事件的流行文化産品被制作出來，與此同時，大屠殺也被植入一些與它表面上沒有關系的電影當中，比如最近在Netflix上上映的一部電影——《女人的碎片》。

《女人的碎片》（Pieces of a Woman）是一部于2021年1月7日在流媒體平台Netflix上上映的劇情片。該片由凱内爾·穆德盧佐執導，講述了一位失去女兒的母親——同樣也是一個女人——在與這段悲傷晦暗人生經曆的抗争中如何同造成自己慘痛經曆的助産士、同母親以及同自己和解的。女主瑪莎（凡妮莎·柯比飾）自小家境富裕，但母親強勢，總是希望自己能夠控制女兒的生活。出于對母親的叛逆，成年的瑪莎在各個方面都與母親做對：她找了母親根本瞧不上的築橋工人肖恩（希亞·拉博夫飾）為丈夫，并在懷孕之後不聽母親勸告，執意在家裡生産——電影就是以極端真實地表現瑪莎在家裡分娩的場景開始的。結果，瑪莎之前預定的産科醫生由于另外一位産婦的難産未能到瑪莎家來為她接生，頂替她來的是一位瑪莎并不熟悉的助産士。在這位陌生助産士的幫助下，瑪莎雖然痛苦但還是生下了一個女兒，然而女兒在出生幾分鐘之後便呼吸困難、全身發紫，之後便去世了。這位助産士被警察逮捕，面臨指控，而瑪莎則陷入失去女兒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她一直在逃避這個事實，但現實總是有意無意在提醒她，她的女兒死了，而且她需要處理一切事宜。就在此過程中，瑪莎希望把女兒的遺體送給科研機構做研究，而母親則讓她好好安葬她，同時，母親希望瑪莎能夠指證那位助産士犯的錯誤。瑪莎想逃而不能逃，在丈夫離開之後（被她母親逼走的），隻能出庭，但當她在無意當中看到女兒剛剛出生、一家人幸福地擁着她小小身軀的照片時，她忽然釋然了，在法庭上大聲且明确地說出助産士并沒有錯誤，而之後她也和自己的母親和解了——在母親出現了明顯的阿茲海默症症狀之後。

就是這樣一個女人與痛苦、與敵人、與母親和與自己和解的故事。雖然最後瑪莎與自己和過去和解了，但整部電影氣氛晦暗陰沉，充斥着瑪莎作為一個死了女兒的母親和深受母親影響的女兒的絕望與壓抑。最令人心碎的是，明明她選擇在家裡分娩是對母親無時無刻不希望控制她的反抗，而她的母親卻在悲劇發生之後若無其事地對她說：“如果你當初聽我的，現在你正抱着你的女兒呢。”這是何等的打擊與嘲弄，一句話就塑造了一位控制欲極強且令人生厭的強勢母親形象，故而瑪莎的行為邏輯可以得到解釋——她就是要不顧一切、甚至堵上自己和孩子性命也要反抗母親。

然而，電影對母女行事背後的心理動因的挖掘并沒有止于此，而是通過母親對對助産士發起訴訟這件事的強硬态度展現了母親強勢之原因——她是個大屠殺幸存者。在母親家的聚會上，母親為瑪莎的案子請來了她那金牌律師的表姐，告訴想逃避、想盡快結束一切的瑪莎一定要強硬起來，起訴那個帶給她不幸的助産士。而當母親告訴瑪莎為什麼要如此強硬時，她講了自己的親身經曆——在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對占領區猶太人進行清剿，展開了後來被稱為“大屠殺”的行動，在此過程中，瑪莎母親的父親被送去了集中營，而瑪莎當時懷孕的外婆則跑到荒野裡的一處破房子裡生下了瑪莎的母親。為了讓瑪莎的母親和她自己活下來，瑪莎外婆不得不每天隻給瑪莎母親喂一點點奶，這一是因為食物有限，她也不能為瑪莎母親提供更多的奶，二是因為她必須得保證瑪莎母親沒有體力哭泣以防德國人找到她們。在戰争結束之後，瑪莎外婆帶着奄奄一息的瑪莎母親找到醫生，請求醫生救救她女兒，醫生說這孩子營養太差已經沒救了，放棄吧。但在瑪莎外婆的苦苦哀求下，醫生還是打算放手一試。他拎着女嬰的腳說，如果她能把頭擡起來，那就說明她有活下來的意願，而就在此刻，什麼都不懂的瑪莎母親擡起了頭。

瑪莎母親這樣一段話不僅解釋了她如此強勢的原因——她之所以知道自己這段慘痛的經曆，一定是瑪莎外婆從小就告訴她，人隻有強硬起來才能活下去，而且還把這部電影同大屠殺幸存者及其後代的生存狀況聯系了起來。而這種連接，一方面不僅能夠合理解釋電影中的兩個與主題看似無關的情節——為什麼瑪莎丈夫所修的橋在電影中那麼重要？為什麼瑪莎母親最後換上了阿茲海默症？——另一方面也在曆史和心理的縱向上拓展了電影的深度。

西方學界往往稱向瑪莎母親這種在嬰幼兒以及童年時期經曆過大屠殺的人為1.5代人，他們雖然經曆過大屠殺，但他們卻因為年紀太小而不記得或者不能完全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盡管這樣，慘烈的大屠殺還是會給他們的心理和精神上帶來創傷，這種創傷不僅源于已經進入到潛意識層的嬰幼兒時期的記憶，更源于經曆過大屠殺的撫養人對其造成的影響。顯而易見，在瑪莎母親的成長曆程中，瑪莎的外婆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她經曆過人類曆史上最慘痛的戰争與災難，經曆過丈夫被帶走（很可能後來就死在集中營裡了），也經曆過女兒的生死一線。而瑪莎外婆在大屠殺中所受的創傷通過一遍遍向女兒講述她在絕境中擡起頭來的經曆傳遞給女兒，讓潛意識已經受到傷害的女兒再次在無意之間接受了來自母親的創傷，之後，瑪莎母親再通過極度控制和指揮瑪莎的生活，把來自大屠殺的創傷再次傳遞到瑪莎身上——直至瑪莎女兒的死亡。

人類曆史幽深處的創傷就這樣通過講述與撫育、控制與反抗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仿佛一代又一代的人類用時間給苦痛建立了傳遞的橋梁一樣——這也是為什麼，瑪莎丈夫肖恩建的那座橋，到電影的最後也沒有修好的原因。盡管在電影的開頭，滿心期待女兒降生的肖恩說要讓自己那有着嶄新人生的女兒成為經過這座橋的第一個人，但他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女兒也可能是這個傳承曆史苦痛家族的新一代繼承者。他所建的橋，既連接了河的兩岸，也是一種代際溝通的象征——幸福可以傳遞，痛苦亦可以。

然而，在女兒死亡之後，建立這傳遞痛苦之橋的工作也戛然而止了。肖恩和瑪莎分了手，回了老家，而瑪莎則在與命運和與母親的較量中（其實與母親的較量除去情緒方面因素，大部分也是在與命運較量）意識到隻有把苦痛留在自己這裡不讓它傳遞下去——無論是傳遞給或許無辜或許有罪的助産士還是自己的女兒——才是自己得到解脫、自己放過自己的唯一途徑。女兒的死讓她看清楚了這一點。電影不止一次表現瑪莎吃蘋果的鏡頭，直到電影最後她才說出，在女兒剛出生時，她在女兒身上聞到了一股蘋果的味道。也許并沒有實際證據，但瑪莎女兒之死與蘋果之間的聯系讓我想到《聖經·創世紀》中夏娃吃的智慧果——在吃完智慧果之後，夏娃便有了智慧。而女兒去世之後，各種反抗母親、追求自我的瑪莎（其實反抗又何嘗不是一種反向被控制）在啃着蘋果中意識到，也許此時正是阻斷痛苦傳遞的時刻。

而也正是在此時，母親患上了阿茲海默症。盡管電影中對此的表現隻有幾個鏡頭，但還是讓觀衆看明白了，母親正在遺忘，遺忘丢過的鑰匙、點過的蛋糕，還有過去幾百萬人的生命消逝在個别人偏執也野心中的痛苦。母親遺忘的是死之輕易，而瑪莎原諒的則是生之艱難，而在這死生之間，被曆史碾碎了的女性，向曆史幽深處伸出手去，尋回了自己失卻的碎片。不止是瑪莎，也不知是瑪莎的母親，而是像她們一樣千千萬萬個生活在痛苦傳遞中的女人。

《女人的碎片》講述的不僅是當代女人的無助，更是表現在面對曆史問題代際傳遞的苦痛時、女人應該采取的态度。它看似在講碎片，其實，當“碎片”這個詞語被提及時，它就已經向往着完整的重生了。而大屠殺這一曆史事件，也在這樣一個與之幾乎無關的故事中，再次展現在美國觀衆面前，提醒着，警示着，也像電影中那條河一樣在虛構中流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