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书影君

01

广东,深圳。

离市区以北10公里的龙华新区,有一家三和人才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有大约800家劳务中介公司,每天大约能招7000名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怀抱着梦想,蜂拥而至,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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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许多特殊的年轻人,他们宁肯在市场外边,寻找可以每天结算工资的工作。因为他们信奉的是,打一天工,享受三天!至于明天,他们并不考虑。

他们被戏称为"三和大神"。

日本NHK电视台出品的一部分纪录片,以持续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为主题,试图在大变革的时代,寻找那些在命运大潮中随波逐流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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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份,NHK播出了一部题为《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薪百元的年轻人们》的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与三和人才市场有关的几个普通中国年轻人。

记录下了他们内心,在这个时代特有的忧思、焦虑,甚至绝望。

02

工资按天计算的零工,大多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等。而那些讨厌长期劳动,喜欢日结工资的零工族,则大多是90后的年轻打工者。

三和人才市场周围那些干一天玩三天、被称为"三和大神"的年轻人,据说有好几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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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厌恶长期劳动,只追求短期享受,一天工资到手,立刻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网络赌博。不少"三和大神"因为收入的不稳定,经常露宿于公园或街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游民生活。

逐渐地,这些年轻人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毫无奋斗意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是不公平的,个人再努力,也突破不了社会层级的固化与限制。

与其辛苦劳碌,不如及时快乐。

03

东东,22岁,老家在江西农村,16岁时便出来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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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年前来到深圳,在几家大型企业干过,但都干不长。好容易又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老板娘嫌他工作时总玩手机,他心里不爽,立刻又辞了。

东东开始寻找日结工资的工作,因为这样来钱快,不用总看老板脸色,工作不痛快马上就能走人。

后来,他找到一份在奶茶店的日工,每小时工资12元。

但干了几天后,他就又辞职不干了。

东东兜里有点钱时,就和记者一起去住市场附近的简易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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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庭旅馆大多是当地农民的违章自建房,30平米的房间里,拥挤地放置着十几张上下床,厨房卫生间共用,一个床位一天15元钱。

这里的环境肮脏、局促、空气污浊不堪,蟑螂、臭虫横行,而被褥就根本不换。

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但房间却都会有WI-FI信号。东东这样的现代年轻人,什么恶劣的居住条件都可以忍受,三餐不定也没有关系,但就是不能忍受没有网络的世界。

找不到工作时,东东经常在网吧消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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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廉价网吧遍布三和人才市场周边,收费标准是1小时1元钱,通宵10元。

只有在绚丽精彩的虚拟世界里,东东才可以找到自己在这个真实世界的存在感。

04

宋春江,27岁,12年前从河南老家技校毕业后,被学校骗到深圳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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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江

刚开始几年,宋春江还能干得了一天12小时两班倒的工作。

但随着年纪的增大,境遇的长久不变,向上改善的道路狭窄,他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对这个社会也厌烦起来,感情也变得麻木冷漠。

他自嘲地称自己为"三和大神",并总结出大神的几点特征:

睡大街公园,可以三天不吃饭。吃几元钱一碗的"挂逼面"("挂逼"为当地流行语,类似于"屌丝"),喝一元一瓶的清蓝牌矿泉水,抽五毛钱一支的散装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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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流传的“三和大神”三件套

宋春江为了玩游戏买装备,曾借了两万元的网络高利贷,最后游戏账号被封,一万多元打了水漂。

为了挣一两天的生活费,宋春江甚至把自己的身份证以100元的价格给卖了。

出卖身份证,是许多三和年轻人都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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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仿佛以此举动,宣示自己与正常社会的隔绝,在底层人群中自我放逐。

宋春江知道对方用自己的身份证开了三家公司,并从事着非法交易。

"公司倒闭了,我也要负责任,不过我已经没身份证了,警察找不到我。"

宋春江嘻笑着说,一副无可奈何之后又毫不在乎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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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右)

李磊,27岁,和宋春江一起混的朋友,他在深圳睡过大街,饿过肚子,同样属于“三和大神”。

因为父亲早早去世,母亲改嫁,李磊很少和家人联系,也再也没有回到过老家。

他说他已经对生活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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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

赵伟,离乡打工十年,三年前来到三和人才市场,至今未成家。

他沉迷于网络赌博,每年打工挣的钱,大部分都输了。他对记者说,自己也知道说出来很丢人,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5

但并不是所有被采访的年轻人,都如宋春江和他的朋友们那样,自我放逐,自甘堕落。

纪录片中,采访到一些打工者,他们对生活,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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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用发

陈用发,39岁,来深圳打工18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前些年在一家牛仔裤工厂打工时,因机械事故而失去了右臂。

凭借着工厂给付的赔偿金,他在市场附近开了一家豆浆店。

陈用发在深圳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他对生活的态度积极务实。

"失去右臂,你总不能老抱怨,又没有什么用。只能把左手练好,照样能工作,能生活。"他边用左手熟练地往打包盒里盛着白米粥,边对记者说。

即使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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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深圳户籍,所以不能上这里的公立小学。而把女儿送回老家上学,陈用发又实在于心不忍。

因为女儿生在深圳,长在深圳,早已习惯了繁华热闹的都市生活。一旦被送回老家,孩子无疑会有一种被抛弃感,这对她的成长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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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用发对记者说,虽然已经来深圳18年,但从来没觉得自己和深圳有什么关系,这里不是自己的家,自己只是在这里挣钱养家罢了。

所有试图同深圳产生关系的外地打工者,无一例外,只是为了孩子在这里有学上罢了。

06

陈勇,25岁,老家贵州农村,三个月前来深圳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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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

与其他青年不同,陈勇上过大学,虽然是那种高收费的三本学院,一年学费就要13000元。

他只在大学上了一个学期,就因为要凑学费而出来打工,并因此开学迟到了一个月,结果被学校除名。

他一气之下,学也不上了,跑到深圳来打工。

但三个月来,陈勇都没有找到工作,深圳,也完全不是他想象的样子。

陈勇喜欢武术,能像李小龙一样舞动着双节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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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走投无路时,有人教他去偷东西,他坚决不做,因为不想背负着这个罪恶生活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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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大海,35岁,10年前从湖北农村来到深圳,开始也是在大厂子里打工,一年半前专职做个人中介,每个月有7000元的收入。

对于这十年来,来深圳打工者职业观的转变,邓大海深有体会。

他总结现在打工年轻人找工作的标准:第一要轻松,第二要工资高,第三要来钱快,最好是一天一结。

今天有钱今天就痛快享受,根本不去考虑明天。

07

通过几位年轻人的现实境遇,纪录片分析了"三和大神"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农民便纷纷进城打工。

当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中老年时,他们的子女,那些90后年轻人,已经开始以"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进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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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小属于留守儿童,这些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很低,深圳市60%的打工者的学历都不到初中毕业。

他们的工作观念与生活态度,都和父辈们完全不同。

他们出生在科技时代,智能手机、网络游戏、电子支付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而他们也能与生活在城市中的同龄人一样,享受相同的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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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留守儿童长大的年轻人,他们也有90后独有的性格特点:

第一,个性鲜明,不服管理,不愿受职业约束。

第二,向往轻松、舒适的工作环境。

第三,痴迷于网络虚拟世界。

第四,老板骂人、工作太累、工资太少都可以成为他们立刻辞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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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从小父母不在身边,这些年轻人没有多少家庭观念,与父母的感情也淡漠疏离。

由于内心没有家庭亲情的羁绊,所以他们对待自己人生的态度,也就随意任性。

此种灰色人生观之下,有些人由善转恶,而有些人便自我放逐。这些年轻人,逐渐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希望,过着有一天算一天的混沌生活。

他们的世界里,明天都不愿去计划,理想更是太过遥远。

08

其实,这部记录片中显露出的问题,在国内观众看来都有些老生常谈。

比如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归属感、比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等等。这些现实,国内的媒体也经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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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每一年都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当我们对待解决不了的问题,开始变得习以为常甚至麻木时,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因为我们对它视而不见了。

你也可以说,这些打工年轻人好吃懒做、不求上进,才会混到这个地步,都是咎由自取。

而我认为,一个人出问题,你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原因,但当一大批人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时,我们便不能再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素质差,而要寻找这问题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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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经济增速飞快,社会变化巨大。

当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一定会有身处边缘地带的人,因社会地壳的剧烈变动,意外跌入裂缝,再无翻身的机会。

他们是时代的牺牲品。

09

哀莫大于心死。

当本应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心如死灰时,当本应最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绝望无欲时。整个社会又依靠什么,来保持向上发展的动力?

其实,日本社会现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年轻人普遍不愿为未来而奋斗,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日本也成为了“低欲望社会”。

当然,作为个人,永远不能因为社会原因而放弃个人的奋斗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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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最后,东东下定决心摆脱网络游戏,去往广州找美发店工作的姐姐,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美发师。

陈勇对记者说,"当我们遇到生命危险后,有人就一蹶不振,而有人却更加珍惜生命。我希望自己是第二种人。"

而当记者问宋春江今后的打算时,他一脸麻木地说,"过一天算一天,老了就死了算呗!"

我们无法把自身的悲剧,完全推给社会。个体的认知差异,仍旧是个人命运转折中的最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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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江和他朋友们

在宋春江和他朋友们的身上,我无法感受到年轻人本应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气息。相反,我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他们25岁时就已经“死”了,只不过到75岁时,才会举行真正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