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厉害的电影。和Aki蜷缩在沙发上一边尖叫一边看完了电影。故事一开始看起来很简单，然后越来越复杂。不是那种牵扯进越来越多人的体量上的复杂，就是婚姻，或者长久的亲密关系中那种无法清晰判别是非对错的浑沌。
不知道电影里的庭审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作为咨询师的我，对电影中庭审和律师/法律界将真相视作最高价值、不惜为此牺牲一切的价值取向感到恼火。我见过被取证创伤了的孩子。孩子不知道取证会对他们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将他们直接卷入取证，违背了知情同意的原则。小孩哥最后给出的证词成熟得像个大人，至少也是个高中生。小孩的早熟是创伤的印迹。法官中途劝说小孩不要出席庭审的对话，其实也让我很恼火。小孩说“伤害已经造成了”的时候我也很想质问每个没有更早提出质疑的成年人，这么明显的伤害你们想不到吗？法官说“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真相”，我更恼火了。真相那么重要？
可能真相就是法学的信仰吧。人果然会有很不同的信仰。一旦涉及到信仰、价值之争，便不愿让步。
可能因为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站在Sandra的角度，检察官是最让我恼火的一位。他可能只是在做他的工作。提出有罪推断的完整逻辑假设，如果对方能找到更合理的逻辑推断，或是能证明他的逻辑不够严密，才能证明真相并非如此、被告人值得这份信任。法律可能就是通过这样的程序实现尽可能的公平的。但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抓住对方说话留有余地的习惯不放、将文学作品作为证据（并剔除上下文只是为了证明而证明）、辩论处于下风时便在结语中攻击对方、觉得自己的逻辑看到了真相而其他人提供的说辞只是假设，都让我觉得这个人恶毒又傲慢。人为什么会自大地觉得自己是唯一看到真相的，觉得自己可以给别人下定论？
精神科医生也很一言难尽。一部分作为同行的心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可能自杀成功的病人而出庭作证的时候，有为自己辩解的需要。毕竟死亡是我们这一行面对的最棘手的情境。他可能做了他该做的，病人还是没了，如果不为自己发声，就会成为有责任的一方。但令人费解的是，病人死后真的可以把咨询内容公布在法庭上吗？不知道法国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他对Sandra的指责可能有一部分来源于慌乱之中的反击，一部分来源于对自己的病人的理解和共情。但是相信长期关系中的双方，存在绝对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当然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还是让我对这位精神科医生的洞见和专业性产生了怀疑。
家庭性别分工逆转的设定有让我爽到，但是Samuel和Sandra的争吵依然让我觉得很窒息。家庭分工中承担无报酬劳动更多的一方总会落入无法为自己辩解的境地——不是你自己选的吗？不是你在外面的工作不顺利我们才这么分工的吗？你不满意是你的问题，你可以改变，为什么要让我改变呢？
更何况是双方都有写作梦想的、跨文化的夫妻。找到文化的middle ground最公平，但这个解法还是把双方都带离了自己原有的文化。住在哪里、说什么语言、行为的参照标准、甚至孩子怎么养，每一个大选择都要仔细考量，都逃不开博弈和妥协。
很喜欢的部分是，Vincent慷慨激昂地提出了Samuel失意抑郁自杀的设想，在辩论上扳回一局，下来后Sandra跟他说，Samuel不是你说的那样。
真实的生活是这样的吧。爱恨交织，光和阴影从不单独出现，灰度是常态。
但真实的生活好像经不起审查。复杂和浑沌的叙事不够简洁、不够有说服力、也不容易成为情绪的出口。没有干净得令人舒适的逻辑结构。人们更愿意相信简单、直白、是非明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