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这类内容会在当今如此有吸引力
最核心的社会学背景,是很多年轻男性确实处在一种 结构性失落 里:教育分化、就业不稳、住房压力、阶层上升受阻、亲密关系竞争加剧,但旧的“男人应当成功、强势、能养家”的规范还在。这就会造成一种典型的 status anxiety / precarious masculinity:不是简单的穷,而是觉得自己“够不上一个合格男人的门槛”。相关研究和近期调查都反复指向这一点:年轻男女在性别平等、未来预期、社会紧张感上的认知差距正在拉大,而不少年轻男性越来越觉得“男人被要求得太多”“平等已经过头了”。
我之前经常简单认为“这些人多半出自底层,如果不这样一辈子都被压在底层”,但现在认为需要修正一下:学界目前更稳妥的说法不是“他们都来自底层”,而是他们常常被“向下流动恐惧”“受困感”“被羞辱感”吸引。也就是说,关键不一定是绝对贫困,而是 相对剥夺感:看到精英、资本、成功男性、受欢迎男性都在上面,自己却失去清晰路径,于是特别容易被那种“我告诉你世界的真实规则”的叙事吸住。这个解释和片中常说的“对权威和上层束缚的不满”并不冲突。问题在于,这类内容提供的并不是制度分析,而是一个更容易消费的版本:不是去理解资本、福利国家、教育分层、劳动市场,而是去怪女人、怪政治正确、怪犹太人、怪移民、怪‘被宠坏的弱者’。这一点正是它的危险所在。
从文化社会学看,它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把“痛苦”翻译成了“尊严叙事”。它不直接说“你失败了”,而说:你其实是被欺骗、被压制、被去势、被剥夺了男性应有地位。这种话术很有效,因为它把羞耻重新包装成觉醒,把脆弱重新包装成主权。近年的 masculinity 研究已经在讨论一种“sovereign masculinity”或“受伤但主权化的男性脆弱”——承认自己受伤,但不是走向互助,而是走向支配、边界和报复。
二、为什么它常常会和多偶、双标、歧视、反犹、诈骗式金融产品绑在一起
这不是偶然拼盘,而是平台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共同结果。平台上最容易扩散的,不是复杂分析,而是强情绪、强确定性、强身份边界。因此“做自己”“别被世俗束缚”往往只是入口,真正高传播的是更尖锐的版本:谁支配谁、谁配得上谁、谁才是真男人、谁在偷走你的机会。TikTok/YouTube 上关于 masculinity 的研究显示,从相对温和的性别二元保守,到明显的厌女和男性优越,常常是连续谱,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类内容。
商业上,这类内容非常适合变现,因为它天然可以卖三种东西。第一是身份商品:课程、社群、会员、线下训练营。第二是欲望商品:健身、补剂、穿搭、约会技巧。第三是风险商品:交易课、加密资产、博彩、联盟营销。英国议会证词、新闻报道和创作者经济研究都指出,misogyny 常常不是单独出售,而是和 hustle culture、affiliate marketing、平台链接变现捆绑在一起;一些 manosphere 网红表面在讲真相、独立、反主流,实际上高度依赖平台、广告和用户持续付费。
所以片中所展现的“多偶、双标、歧视、反犹、卖烂金融产品和网赌”并不是几个随机缺点,而是同一种逻辑的不同面向:
一面是 等级化世界观,相信人与人天生分层,强者应当支配弱者;
一面是 阴谋化解释框架,把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某些群体在操控秩序;
再一面是 掠夺式商业化,把焦虑转成付费,把不安全感转成消费。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研究者会把 manosphere 理解为不仅仅是“性别观念偏激”,而是一种和平台资本主义高度兼容的意识形态生意。
三、它到底是在“反抗权威”,还是在“复制权威”
这是最值得辩证看的一点。它表面上像反抗:反精英、反主流媒体、反学校规训、反政治正确、反被教育成“乖顺男性”。这也是它最能打动受挫男性的地方。我曾经也认为这是“权贵希望底层不要执着于反抗权威”的一种套路,但这其中也反映出更深刻的问题:很多主流机构确实更擅长要求个体自我管理,而不太能回应年轻男性关于失败、羞辱、孤独、被替代感的经验。正因为主流话语常常只会道德谴责,不会提供有尊严的出路,所以这些网红才有市场。
它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真正拆解权力,而是在把权力重新私有化、家内化、男性化。
它不挑战资本逻辑,反而极度崇拜财富神话。
它不挑战等级,反而迷恋 alpha / beta 的等级语言。
它不挑战剥削,反而经常通过骗局、课程和博彩从受众身上再榨一遍。
它不挑战威权,反而鼓励个人崇拜、领袖崇拜和服从强者。
所以它更像是一种“伪反抗”:借由反主流的姿态,把真实的结构性怨恨导入更传统、更排外、更可商业化的支配关系。这个判断不是道德口号,而是很多关于 manosphere 主流化、极右翼联动和平台商业化研究共同支持的解释。
四、它为什么会对年轻人尤其危险
这种叙事最擅长的不是直接灌输最极端结论,而是做 渐进式社会化。很多内容一开始并不长得像仇恨言论,而像:健身建议、提高自信、别讨好别人、学会赚钱、远离PUA式道德绑架。问题在于,这些内容会逐步把受众带到一种更封闭的解释框架:
“你不成功不是因为结构问题,而是因为你不够狠”;
“亲密关系的问题不是双方互动,而是女性天性如此”;
“社会要求平等,其实是在打压男性”;
“真正清醒的人不会相信主流叙事”。
研究者把这种过程理解为从 self-help 到 ideology 的滑移,而“从 misogyny 到 far right 的窄门”研究也确实发现,性别敌意暴露与更广泛极右翼态度之间存在可检验联系。
对未成年人和年轻男性本身,它的伤害也不只是让他们“讨厌女性”。教育和健康报告指出,这类内容会影响同伴关系、学校氛围、对亲密关系和同意的理解,也会加重孤独、无价值感、情绪压抑和对求助的污名。Movember 关于 16–25 岁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这类内容已经非常主流,很多年轻男性觉得它“激励、娱乐、给方向”,但规律性接触也和负面的心理、关系和健康结果一起出现。
再往外一步,极端 misogyny 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关系也越来越被正式机构关注。OSCE、英国受害者事务专员提交的材料,以及多篇综述都把 violent misogyny 和 violent extremism 的接口当成严肃问题。这里不意味着所有看这类视频的男孩都会走向暴力,而是说:这种生态会降低敌意表达的门槛,抬高同理心的成本,并为“把某些群体视为应被支配或惩罚”提供正当化语言。
五、如果要做辩证分析,最重要的是把“需求”与“供给”分开看
从“需求侧”看,不能否认:很多年轻男性确实在找一种解释生活的语言。他们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如何成为成年人,如何建立尊严,如何面对挫败,如何在不稳定劳动市场中保持自我价值,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和性别角色变化。主流教育、家庭和媒体在这些问题上,常常要么缺位,要么只会说教。于是 manosphere 抢先提供了一个虽然粗暴、但简单有力的答案。
但从“供给侧”看,这个答案经常是有毒的。它把真实的焦虑商品化,把真实的痛苦意识形态化。它告诉年轻男性“你终于看清世界了”,其实是在降低他们理解复杂社会的能力;它告诉他们“你在反抗控制”,其实是在把他们重新编入另一套更父权、更威权、更商业化的控制。换句话说,它解决的是‘意义匮乏’,却往往以制造更深的社会敌意为代价。 这是我觉得最准确的辩证表述。
六、社会学上更成熟的回应,不应只是封杀或羞辱
单纯把这批人都说成“蠢”“坏”“被洗脑”,效果通常有限。现有政策和教育报告更倾向于三条线同时做。第一,提供非羞辱性的男性支持框架:允许谈失败、孤独、就业挫败、情感能力,而不立刻把男性经验道德化。第二,做平台与媒介素养治理:不是只看单条违规内容,而是看推荐机制、变现链条和跨平台导流。第三,重建有尊严但非支配性的男性角色叙事:给年轻男性一种不靠贬低别人也能获得自尊的位置。DCU、Monash/ANROWS、UN Women、eSafety 的材料基本都在朝这个方向走。
最后如果把所有内容压缩成一句更社会学化的话,可以这样总结:
这些“男性主义网红”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他们把一部分年轻男性对阶层固化、身份贬值、情感失序和制度失灵的真实不满,翻译成了一套既能提供尊严幻觉、又便于平台放大和商业变现的反动叙事。它既是社会病症的症状,也是新的病灶。
这比“他们只是坏”更准确,也比“他们是在替底层反抗”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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