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样，《一一》的地点也同样设置在台北，但发生的时间却不一样，前者是在早期国民党进驻台湾后， 聚焦于在实行威权统治下的搬迁而来的新台湾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对时代的困惑与恐惧，而后者则是在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后，民主转型下的现代化的台北

电影所描述的是一个在这个时代下的中产家庭，故事始于一场婚礼，但是对于男主NJ来说，却并不那么顺利，先是婚礼主人的旧情人来到现场闹事，紧接又偶遇曾经的初恋被质问，而又婆婆因病而摔倒昏迷，妻子因此求助神仙而上山闭修，这一连串的麻烦事都让他沉默的低下了头，这既是无奈也是妥协，在事业上，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在充满算计与金钱至上的生意场上，他选择坚守自己的原则，却又时常事与愿违，这一切都使得他渐渐变得心灰意冷，影片的最后，当一切又重回之前的平静后，又以婆婆的葬礼收尾

”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

上述的话由主角向从山上归来的妻子说出，他们都去过了一次与平日不同的生活，这是对于日常生活的脱离，想去寻找一些不同，但是在归来后却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既是对于过去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肯定， 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将当下过好，琐碎的日常或许很无趣，但是这恰恰又是真实的，也是对必然责任的主动接受。

其次，还有婷婷，作为家中的长女，她处于一个青春懵懂的时期，对爱情有所憧憬，她的好友同时也是邻居莉莉与一个绰号“胖子”的男生在一起，当二者分手后，“胖子"主动写信给了婷婷，并与其在一起，他们约会的时候很开心，也让婷婷为此着迷，在最后，"胖子”用一吻想要证明对婷婷的爱，但被婷婷带至宾馆后，却又临阵脱逃了，第二天的时候，婷婷又看到他与莉莉和好如初，自己在他的心中只不过是一时的替代品罢了

家中，还有婆婆，这个全家的长辈，在电影中，她没有一句台词，却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作用，婷婷因为认为自己间接导致婆婆晕倒而心怀内疚，主角的妻子则因此而崩溃，剧中的人物都面对昏迷的婆婆倾诉着内心，亦是希望其能醒来，亦是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婆婆因为昏迷而保持着沉默，所以他们的倾诉更多的是真实的内心的独白，在影片的最后她也迎来了最终的归宿，将象征原谅与关爱的千纸鹤放在婷婷的手中，安静的离去了，她的离去也与阿弟的儿子的新生形成对照，象征着一种"轮回"。

而家中最小的孩子洋洋，在这个天真浪漫的年纪，他似乎也有着一位“心仪”的对象，杨德昌在电影中没有直接显示出来，而是采用一种留白的方式暗示了这种联系，除此之外，洋洋在爸爸的带动下，也有了拍摄的爱好，但是他所拍摄的地方却与其他人不同，他喜欢拍他人的背面，按照他的解释就是他帮助他人看到他们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同时这也揭示了一些道理，在洋洋儿童的视角下，他能观察到成人所未注意到的地方，人并非能完全了解自我，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而照片亦是电影，能帮助他们看到这些曾被忽视的瞬间。

在形式上，杨德昌的镜头语言堪称出神入化，他采用一种理性的审视视角去拍摄，电影中的视角大多都保持着一种“距离感”，在叙事上，他保持着一种克制，没有刻意感，在台词和场景的设计上都留有很多细节，让人自然的理清其中的关系，电影中经常使用镜面反射的背景，这一点既是对人物内心的强化，也增强了一种隔阂感，画面切换上，也很有讲究，很多时候都能相互映照，尤其表现在NJ和初恋在东京的场景与婷婷和男友约会的场景交叉在一起，并通过台词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很强的对照感，彷佛就像前者年轻时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