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和爸妈一起看了杨导的新电影《小小的我》。看杨导的电影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勇气的，你知道未来的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即将直面一种痛苦，但也清楚的知道，阵痛过后会迎来一缕曙光，一线希望，一点温暖。一如《春梦》女性囚禁在母职和禁锢欲望间的隐痛，《春潮》那几乎所有女性会经历的与母亲的战争、隔阂与和解，《妈妈！》那对阿尔兹海默症和遗忘的分离的年迈体弱的恐惧、及母女间永远尝试着互相托举的抚慰。今天的刘春和一样，当我最初看到海报中易烊千玺佝偻着手指笔下写着“刘春和”三个字，我知道，我又将看到一场伴随着悲伤的故事，内心有些恐惧去面对那样的场面，因为我害怕是否会唤起一种同情，而这同情又恰恰直指着我心底或许我不曾洞察的庆幸和傲慢，“幸好我生来正常”，在以往的经历中，我不曾获知除了同情、可怜，我应该如何去看那样一双眼睛。理智告诉我们最大的尊重，应该是如常，而如何如常？“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他们吧！”就像一句广告，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我很好奇，杨导将如何讲述一个脑瘫患者，一个畸零人的生活。以及这一次她将戴着怎样的目光去望向这个正常人刘春和？
开篇一双脚正艰难的向上攀爬着，这是整部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也是刘春和始终在努力向上生活的证明，而艰难的抵达天台后，却又用笔在纸上艰难的写下“遗嘱”二字。一个挣扎在生死间的孤独的生命。也是他过去二十年来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写照。他没有朋友，因为没有微信，二十岁的孩子还戴着小天才手表，更像是一个时间被滞后的证明，在这些他只能慢慢前行的日子里，同龄人都奔向远去，唯一能相依为命的是时间节奏同样缓慢的外婆，每年生日只有外婆的陪伴，偶尔外婆会带上她的老年合唱团朋友为之庆祝。在他的生日餐桌上，他却如同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母亲不许外婆带着他出去“瞎玩”，她希望春和复读考就近的大学方便照顾。而春和则希望考取师范大学做老师，他希望将“苔花也能开出不输牡丹的尊严”，告诉每一个他将会认识的人们，以改变将来更多的人对待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的看法。（无独有偶，蒋勤勤老师上一部电影中吴苔花这个人物也曾用这一典故，而却有另一番有趣的解读，苔花妄想开成牡丹却成空梦一场，而终于接受了成为苔花的现实，即抛弃理想自我回归现实自我）而在这里，刘春和为着平等、为着尊严，更为着建立将来有可能实现的规则。
...刘春和的母亲和外婆，其实都在不同程度的把他视作正常人。母亲认为他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读书写字考大学，但是要比同龄人更努力，她会叮嘱春和做试卷、练字，要在将来试卷呈现在考官面前时与常人无异。她像每一个担忧孩子将来面对社会生活的母亲一样，规训养育着春和，显得如此严厉，而细看家里却又有一丝温暖，那是来自冰冷的家具，所有呈尖角的地方都是圆的或者被软海绵包裹着。就像母亲陈露，在她获知儿子的病情时，不得不面对这冰冷的现实，却又不得不接受，也想尽办法坚持着。却也带着怜悯与不甘。 而外婆则不同，她相信刘春和有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想法，她支持他做一切事情，哪怕只能收获异样的眼光，她也一定是那个会骄傲的录下视频，快乐的含泪鼓掌支持的观众。外婆的爱滋养着春和，让他有空间生长成为自己。外婆会支持春和考师范，会在收获公交车司机歧视时站出来，会相信他能作为鼓手，带领老年合唱团去演出。外婆无条件包容着孙儿的一切，因曾失去陪伴女儿所产生的愧疚也在其中获得救赎。外婆清楚知道春和的身体局限，却也信任他的能力。在此母女二人成为镜像一般，看似都在为着春和的将来，但却呈现相反的两面。
...春和的痛苦还来自于一种存在焦虑，他似乎经常蜷缩在行李箱中怀抱着一具骨架安然入睡，梦里他会拥有健康而灵活的身体，奔跑、远行，那是他的愿望，却也是他意外痛苦的来源。在一次童年同样的躲避时曾听到母亲想过春和真的消失。或许生活会好的多。从此，春和似乎总是隐隐的感觉到自己的“多余”，一种让他人背负他生命之重的愧疚，而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生来如此，没有选择，所以在对峙母亲那一场戏时，他有那么多的怨恨，那么多的痛苦，没有人想要这样艰难的生活，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因为这是命运。我们只能背负着这该死的命运求索，不是奋力向上攀爬，就是坠落深渊。他也尝试过消失，尤其当唤起他作为正常男人情欲的、如同一束阳光一样照进来的雅雅最终选择远离；当他曾引以为傲的工作的咖啡馆似乎在将他视作营销工具；当母亲生下妹妹将自己推开；当得知求和解的糖果高血糖的母亲不能吃因为会变做毒药。他甚至吞下那“毒药”（亲手做的糖果），以求结束这多余的生命。而醒来看见母亲，也终于获知了母亲的痛苦，那来源于她自身的焦虑。春和在和母亲共处时，因着太认同自己残疾的身份，而忘记母亲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她有权力获得她自己想拥有的生命体验。春和默默听着，也终于接受与和解。这虽然是一场从外至内的疼痛过程，却获得了成长。 因此最后他也希望外婆离开这被困锁的母职，为自己而活，带上漂亮的丝巾，去想去的地方，过想过的生活。
...如果说“苔花活出不输牡丹的尊严”是刘春和的态度，那最后在公交公司听证会上的演讲，则对应着创作者的态度，即如何构建一个温柔的世界。那就是“木桶理论”一个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而非最长的那一块，就是一个乐队愿意让看似最孱弱的人作为鼓手带领整个团队的节奏，就是一个社会，将公共设施和一些既定规范以伤残人士为标准，我们才会迎来一个更平等与和谐的社会。有趣的是，今年另一部热议电影《好东西》也将鼓槌交给“你怎么打女鼓手就怎么打”的小女孩儿手里，好似女性导演之间英雌所见略同的默契，一种改写规则的权力交接。曾有幸与杨荔钠导演有过一次谈话，她曾提到“电影只能提出问题。”而我欣喜的看到这一次她不仅提出了问题，也在短短130分钟的时间里，在观众与春和和外婆一起悲喜交加间，试验性的提出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戴锦华老师和周轶君老师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谈，提出过一个观点“女性不是性别而是一种处境”，这是一种属于弱者的处境，是占领区的平民和解放了的黑奴，同样，在《小小的我》中，是畸零的刘春和，是步入年迈的外婆，是被时代科技远远甩在后面的老年人们（老年合唱团），是健康阳光却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是每一个都有一天会成为老人和病人的我们，是被社会遗忘和抛弃的人们。在科技进步的将来，在AI席卷世界的未来，在35岁在职场已然无用，在读书和文凭依然赶不上时代进步的眼前。我们将如何安放我们人类自身？刘春和渴望成为教师，学习汉语文科，因为饱读诗书的他深知，在最孤独的黑夜只有文字和诗篇能给以慰藉和力量，也只有语言可以建立一种规则和叙事，而也只有语言的试问和思考，而后探索人类的边界和科技的进步，所以语言是最原初的东西。而建构未来，仅靠先进的科技只是将我们带去更远，而人文关怀才能将冰冷肃穆的远方带来和煦的春风和温润的海洋。
最后非常感谢杨荔钠导演将镜头对准了在角落如苔花般的畸零人，带我们看小小的刘春和拥有的大大世界（电影的英文名为《big world》），在观影的过程中，观众无数次的望向刘春和的目光一定有很多很多，如同外婆那样是平等的温和的。也感恩演演员们的努力，刘春和这个人物是易烊千玺在佝偻着身体用力向上生长出来的，也是一层层剥去原来的自己诞生出来的。最喜欢外婆陈素群，演员林晓杰老师，不仅温暖了刘春和，也温暖和治愈了每一位观众当然包括我。外婆似乎是每一个人的理想家人，就像《妈妈！》中的吴彦姝老师释演的母亲一样，一种无论如何我永远都会理解和支持你的慰藉，温暖强大也拥有力量，多说一句，杨荔钠导演本人的气场也给我这样的印象。再次在心里给每一位主创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