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权利到权力的选票叙事
从逻辑的角度上来讲，这部电影无疑是略显割裂的；但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上讲，这部电影绝对无与伦比。近年来的女性主义电影中，这部作品成为了少有的，站在现实主义视角，同时以一种充满诗意的表现形式试图去回应一个来自1897年《玩偶之家》的，衍生社会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
...一、女性投票简述
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初，选举权主要基于财产与教育限制，且仅限男性。女性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远不具备独立参政权，既无法进行选举投票，也不能被选举。而统一后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依然深受保守传统以及天主教会影响，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仍停留于家庭领域，政治领域几乎将女性排除在外。
20世纪初，随着欧洲女性参政运动不断发展，意大利妇女也开始发起相关的社会运动，但仍然没有得到保守派政府的立法通过。1912年，意大利推出了“普遍男性选举权”（Universal male suffrage），出乎意料却又不出所料的，女性依旧未被纳入投票范围。不过好在法律在社会层面激起的讨论让更多女性开始意识到选举权的重要性。1919年左右，意大利法律终于作出部分松动，允许部分具有一定资格的女性任职市政委员、教育委员等，自此，女性才获得走出家庭的自由。但仍然没有给予她们政治上的投票权和被选举权。
1922年，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上台，实行独裁统治。随着法西斯政权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掌控，本就微弱的女性参政空间被大幅削弱或形同虚设，而独裁体制下本就不可能实施真正的选举。整个法西斯统治时期，即1922至1943年，女性的政治权利基本上停留在纸面或极少数形式上，实际的选举权利无法得到保证。1943年后，墨索里尼政权垮台。1945年，由流亡或临时政府所领导的意大利过渡政府开始讨论战后的民主改革。由于社会普遍认为必须建立更加民主和公平的社会环境，再加之意大利女性运动的，意大利政府开始正式考虑赋予女性选举权。
1945年，电影中迪莉娅的女儿大概即将认识她的未婚夫，而迪莉娅本人还不得不忍受丈夫的家暴。同年二月，意大利临时政府颁布法令，首次确认意大利女性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1946年3月10日，女性首次行使地方选举投票权。1946年6月2日，意大利举行了公民投票，以决定国家体制是继续君主制还是改行共和国。这是女性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参加投票，也是电影结尾处的高潮段落，顺带一提，这次选举还出现了多位女性候选人参选国会议员。1946年成为了意大利女性选举权史上的里程碑！1947年12月，新宪法通过，并于1948年1月1日生效，明确把男女平等和公民普选权写入宪法。自此，意大利女性在法律意义上与男性一样，拥有完整、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二、现实主义思辨
至此，意大利选票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但是如果我们暂时将思绪放到本片的剧作结构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作品的结尾部分，用了一个简单巧妙的叙述性诡计，解决了一个一百多年前被提出的问题，一个关于“娜拉出走后”的问题。
...现在，想象自己作为一位妇女，因为社会保守主义思想或是经济下行等原因（这样类似的的“原因”似乎贯穿了历史），“家庭”这一定位始终束缚着作为女性的就业权利，也就是说，由于找不到就业岗位，女性将不得不成为一个家庭主妇。而家庭主妇意味着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来源意味着经济无法独立，经济无法独立则意味着当诸如家暴降临时，几乎不存在任何方式，进行有效或的反制，如果有那大概也只存在一种，即易卜生《玩偶之家》中所描述的——逃离，唯有逃离。去年大火的女性主义题材电影《出走的决心》其实也在讲述这一方法。这个方法看似可行，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鲁迅在1923年，正好是本片上映的前100年，提出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逃离家庭就像走出被编织的虚假梦境，而人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因此，没有经济权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这不应该是我们致力于谋求的出路。其实《出走的决心》大致点到真正的出路：最最要紧的是做到经济独立。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到达这个方案之前还要走很长的路。举个例子，在保守主义思潮再次席卷全球的当下，那些保守家庭的女孩，那些经济条件天然不好的女孩，那些山里受教育程度低的女孩，她们该怎么办？
...三、娜拉走后怎样
大概就是看透了这个问题，导演在设置剧本的时候才会把影片的前半段故事作为《玩偶之家》的翻版，最后再把“从出走，到选票”的这个故事，作为结尾的高潮。当我们自然而然想到“出走”这个答案的时候，导演转头便告诉观众，其实，她在寻一把利剑，而这柄利剑就是“参政权”。自此，有关婚姻故事的结局终于可以不再是一个女人走向另一个男人的故事，她们有了可以选择说“不”的自由。
当然，这里导演本人一定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取舍，在关于获得投票权的情绪高潮和反抗家庭暴力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铺垫，我相信这就是许多人看完后感觉结尾莫名其妙的原因。因此在这个层面我们显然可以说这部作品并非完美的作品。同时，这部作品也是欧洲电影中少有的将“她”这一个体抽象出来，变为“她们”这样的群体，由简单的个体困境叙事变为方法论这一层面的对于现实的回应。而这也就引出了对于选举权本身的质疑。对此，我想我们可以往后继续了解刚才未完成的，对于选举权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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