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娄烨的那部电影形成很强的对比和互文关系。都是从旧的影像开始工作。不过贾樟柯似乎只能在他曾经的旧影像中找到力量，而娄烨才是真的caught by the tide，旧影像变得不重要，疫情才让他发现新的故事，新的表达，尤其是短视频把那段时间的集体的复杂情感像巨浪一样从荧幕席卷而来。娄烨从旧的影像中跳出来，以元电影的形式把疫情这段创伤历史加入进去，而贾樟柯沉溺在旧的影像里，不痛不痒地延伸老电影的故事线，做一些三个时代不同感受的对比，疫情更多只是体现在服化道的表面符号，当然摘口罩相认、做做表情，也是利用了疫情来增加重逢的感动，稍微有一点叙述功能。
发现最近两年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开始去回顾曾经，回顾改开的这段历程。或许疫情是开启后改开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元电影一般在时代的危机或者转折中出现。这两部电影的对比似乎也显示出一维的电影叙事有点不够用了。而跳脱出来，把电影的制作过程，以及被时代事件打断的经过拍成电影，要比单纯的把时间线从过去推到疫情时代要切题的多。因为我们感受疫情不像是在感受历史的连续，而是突然的中断、停止、迷茫、回顾。单纯的作者表达也不够用了。而把互联网的素材以手机屏幕拼接的形式闪烁在大荧幕上面，已经超越了作者的表达、个人的经历。这些是不受作者控制的，难以判断价值或意识形态的，如同漩涡和洪流的复杂又矛盾的时代感受。但是在孤独和狂欢，荒诞搞怪和现实悲剧之间，我们好像又发现了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和逻辑。只有把电影作为被记录的客体，而不是叙述故事或历史的主体，大荧幕才能有空间去把电影之外的更广阔的影像包括进去。
来戛纳之前还看了First的《灵与岛》。感觉最近看的新电影有一些共通之处，一个是对世纪初的怀旧（《灵与岛》是围绕着一个破败的、像《世界》一样的主题公园，在废墟里拍一个（伪）纪录片和找鬼故事）。对世纪初的怀旧不仅是电影的现象，也是最近电视剧（繁华、漫长的季节、狂飙等等）和流行文化的一个总体的大现象。另一个是这些新电影都用手机竖屏来作为重要的叙述工具。用手机屏幕拍电影的现象很值得研究，因为这块屏幕应该是表现了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不仅仅靠身体来表达了，更靠手机屏幕这个能接受外界刺激，又能表达我们的思考和行动的媒介来表达。这里应该有很多的讨论空间，intermediality之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