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的开头，《怒呛人生》所建构的亚裔人物形象是典型的“蜂鸟”，借由社会学家项飙在与迈克尔·桑德尔的访谈中所提出的“悬浮”现象，我们可以用“蜂鸟”这一隐喻来充分地形容美国亚裔青年城市中产的形象——他们就像蜂鸟一样疯狂地挥动着翅膀，只是为了在空中停留，不能有哪怕一秒钟的放松，不然你就会掉下去，你不能出局，不管胜利的几率有多低[1]。
剧中的女主人公Amy Lau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疲于奔波，同时在家庭中她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负责房屋的设计和装修，担负起家庭的支出，而她的日裔丈夫是一个懦弱、无能的艺术家之子——也就是说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当然，这样的家庭并不是《瞬息全宇宙》简单的置换，因为它看上去更加圆满、和谐并且成功。但是，Amy一如同《瞬息全宇宙》中的Evelyn——全能的一家之母，同时又为了生计而精疲力尽。
当然，这也并不单单是美国亚裔的困境，这是大部分城市中产和年轻一代所面临的优绩主义陷阱，处于优绩主义内部的系统性暴力下的一代人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焦虑、迷惘和心理压力，而他们在现代城市文化的驯化中被要求继续保持着某种中产阶级的体面。这样的体面在剧中的第一集浓缩在Amy的丈夫George的“你要开始专注于生活积极的一面”的要求当中，同时这些教条也已经被内化为自我生活的逻辑——面对工作信息的轰炸和生计的折磨导致精神濒临崩溃，Amy也还是要强撑着笑容维护自己在家庭当中的以及在商业伙伴面前的体面。她不能让商业合作伙伴指导自己生活中真实发生的那些事——路怒、飙车、出轨，她不愿意让商业合作伙伴认为自己的公司沾染了很多麻烦而导致收购的破产。
...这种体面的维系，在结构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处于焦虑、迷惘和不安中的人迟早要面临自我的崩溃和极端情绪的到来，这种极端情绪即可以表现为无定向、无目标的躁郁、狂暴等特征，也可能表现为某种强度、浓度极高的社会情绪。可能是仅仅因为无意识的挑衅就冲动地开启路怒式的飙车，也可能是拿着枪对着手机怒吼，同时也是在第一集中Danny Cho的台词里所说的，“我不想...我受够了总要面带微笑。”
...在无异于用近乎自我催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强烈的焦虑、疲惫、无助的情绪时，人，作为在资本市场当中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个体就会在过度的狂热当中燃尽自己。
在其中，人所突出表现的症候就是疲惫、燃尽的心灵和溢出荧幕的社会戾气。
但是Amy她不仅是优绩主义的受害者，她还是优绩主义最忠诚的摇旗手，她在光鲜亮丽的拉斯维加斯酒店大堂的发言可以说是经典的对功绩主体的规训的背书，“You can have all，you can.”
...女性在优绩主义当中被训诫为既要又要的角色，她们被要求在事业上有所成功，同时也要顾及家庭生活——又要成龙又要成凤的价值要求，而满足这样的要求只能不停地给自己拧上发条。
而这句话似乎又十分地贴近现实生活中成功学的神话，“只要足够渴望和足够努力，你就能做到任何事情。”
由否定性的情态动词“不允许”和“应当”（nicht dürfen und sollen）转向肯定性的情态动词“能够”（können）恰当地表达着优绩主义的积极属性，这是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论述的。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由“应当”转向“能够”时，较之驯化的主体，功绩主体更高效、多产。“能够”也没有撤销“应当”，主体依旧接受规训，“能够”只是现代社会新戒律的效绩命令[2]。
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Amy的自我催眠，她不停地给自己拧上发条，也让自我的巨大焦虑、迷惘和心理压力在这些过度的狂热和渴望当中被掩盖。
相较于拥有商业和家庭两方面成功的Amy Lau，处于社会相对边缘的韩裔移民Danny Cho似乎更加符合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勾勒的只会劳作的“der letzte Mensch”形象——毫无防御地陷入过度的积极性之中，没有任何的独立自主性可言[3]。他也是出于生计，为了家庭奔波劳碌，不停地接着他并不喜欢的家庭维修的工作，甚至愿意去接他不擅长的劳务。他不能说是没有外力的压迫，但是他完全处于自愿地剥削自己。
Danny Cho无比渴望获得家庭和事业上的成功。在家庭方面，他希望把自己的父母重新接回到美国，住进大别墅；在事业方面，他渴望着自己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并且是在自己的带领下事业一帆风顺。也一如剧中另一个韩裔角色Edwin对于家庭、事业成功的幻想和渴望。
以至于Danny在面对收获成功的可能性面前，他毫不犹豫地就背弃了他的老大——Isaac Cho，把Isaac送进了监狱，独吞那笔丰厚的赃款，同时，他也是对传统东亚形象里家族秩序的背弃——不无讽刺的是，在此之前，他们大谈家族的利益与共，表亲之间的亲密无间，以及兄弟合作其利断金。但是个体层面上的胜利，或是更小的家庭单位的成功面前，Danny毫不犹豫地就选择出卖Isaac，这与Danny相关的剧情所论述的韩裔家族价值结构出现强烈的反差对比。
同时，剧中的Naomi也是这样，前脚刚用所谓的“东亚姐妹花”客套寒暄，后脚就可以笑着脸用最阴险的话语来威胁Amy。“蜂鸟”和“响尾蛇”是最符合剧中东亚裔形象的隐喻，当然，也可以不止剧中。
这些形象无比符合于传统的对亚裔身份的讲述——在背负着沉重的文化价值结构和观念下，为了家庭拼死拼活，也可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当然他们又耻于谈论自己真实的想法。
事实上，东亚人对于自我压抑情绪的行为保持高度的自觉。第三集的开头，Amy面对家庭医生的倾诉披露着自己对于东亚身份所带来的异质性情感结构的高度自觉，他们对于自己压抑情绪缺乏情感交流的行为心知肚明，也清楚地明白这种行为是由于从小的家庭环境和文化价值观所导致的，但是尽管他们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依旧会选择压抑、掩盖、遮蔽自我的真实情感，而这样的“压抑”常常也指向他们面对真实自我的能力缺位和“自我的功能限制”。直到他们面对现实毫无保留的崩塌，面对再也没有选择的情况。
但是，当我们将亚裔这种异质性情感结构放置在弗洛伊德对于人类的心理图像的诊断中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东亚家庭将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从幼童成长伊始，就导致其个体层面上严重的“自我的功能限制”。
根据弗洛伊德的表述，人类婴儿相较于其他动物被延长了无助和依赖性。他们在子宫内的生存看起来相比于其他动物来说大大缩短了；他们被抛入世界时比其他动物更加的未成熟。从而外部现实世界的影响就加重了，人很早就被要求将自我和本它区分开来，外部世界的危险的意义就升高了，并且抵御这种危险并能代替子宫内生活的对象的价值就大大地提高了。这个生物学因素制造了第一个危险的处境，并且产生了人们再也无法摆脱的被爱的需要[4]。
这样一种幼儿早期“需要”的内容和方向被配以“爱”的表述，也将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被理解为危险的信号化的图示的“原初焦虑”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引起幼儿将其特定的欲力冲动排除在其精神组织的进一步过程化之外，并将其压抑至无意识之中。在弗洛伊德看来，回答的关键在于，所爱对象的分离的信号并非仅仅源于外部世界，而且也可以来自内部世界；也就是说，在儿童那里，他在自身之中所察觉到的任何愿望，（这也同时被体验为与那个曾经渴望的爱的继续存在的不想一致），毫无疑问会引起旧的、原初的分离焦虑。[5]
如果幼儿也能够发现其自身的愿望是一种可能失去所爱对象的警告信号的话，那么在弗洛伊德看来，他就会直接本能性地采取所有措施，以避免这个危险的愿望所预标出来的情形；并且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存在于令人不快的冲动这个代价之中，这个冲动因此被作为愿望而放弃并且抽离于意识。
而在第八集的Danny和Amy的成长回顾当中，两者的童年经历又非常吻合弗洛伊德所谓的“压抑”过程。儿童将其所有的愿望都压抑至无意识之中，对那些愿望的追求必定被他体验为他的照顾者的爱的威胁；为了不必于其母亲或者是其他某个他所爱的人相分离，他就为那些未得到表达的、从最开始保留的愿望建立起一个积蓄之所，这个积蓄之所在他之中像一个“陌生的身体”一样继续存在。但是当他有了孩子或是弟弟，就像排泄一样，将这个“陌生的身体”、情感上的压抑都注射在下一代人的身上。最为典型的实际上是，Danny Cho与他弟弟之间的关系，他对于失去所爱的人的焦虑与恐惧，转化为他对弟弟强烈的掌控欲和支配欲，他甚至无法公开地向弟弟表露对于分离的焦虑，因为他在自我情感的压抑当中失去了表露真实愿望的可能，丧失处理主体间关系的能力，而只能暗地里将他弟弟的大学申请信全部偷偷扔到垃圾桶中，用一种毁灭自己也毁灭他者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意图。这样的一种“自我的功能性限制”带来的众多后果之一，是他者的消失和个人主义的绝境，这是Danny Cho所代表的东亚家庭的状况，没有他者，只有绝对的自我，不是对他者的无视，而是对他者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的不承认，是一个将他人的自我功能化的家庭。
但是幼童早期所需求的“爱”却也常常是在亚裔中产家庭的特异性情感结构当中所被无视的。
中产阶级文化中的掩饰、谎言和体面常常是关于金钱的，随之而来的冲突总是深入到最诚挚的爱欲、最崇高的精神关系当中。当然，这也非常吻合大部分亚裔的观念，不仅仅是剧中的亚裔角色，也是关于东亚裔的文化价值观念，似乎是本着逻辑的自洽和对生活的透视，他们善于将所有的关系还原到它们的物质起源，当他们认为没有金钱就无法拥有圆满的家庭时，他们的潜台词就是没有“我的奔波劳累”就没有你们幸福的家庭生活，没有“我的牺牲”就没有你们母女（子）闲情逸致的生活，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也将自我放置在了道德层面永恒的至高点上。而Amy成长的原生家庭就像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一文里所描述的那样，“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的余孽，父亲是专制的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
...由于意义总是不能摆脱其起源，因此很容易在一切掩盖或中和了物质关系的东西当中辨识出伪善、多愁善感的痕迹，其实是被掩盖的，因而毒性倍增的利益的痕迹。如果谁想要彻底按照这个观念来行动，那么他就将一切真理连同虚假的东西一起根除了，就根除了一切不管多么弱小，却依然敢于试图逃出普遍实践之囵圄的东西，根除了一切对更高贵的状况异想天开的期盼，最终直接产生了野蛮[6]。
但是不幸的是，亚裔家庭常常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也习惯如此的行动，将情感的联结溯源至最简单的物质起源，甚至简单地将情感关系用物质起源来简单地掩盖。
似乎大部分生长在东亚文化范围内的家庭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资源与物质成为最基本的关怀，而非是“爱”。以至于有人愿意相信金钱就是人早期最基本的情感需要。
电视剧所建述的主体——两位男女主人公，除了是移居美国的亚裔城市中产，男女主角又有一个明显的身份特征，他们是“80后”，我想我也不用重述男女主人公在荒野当中对于自我年龄身份的抱怨——“每个80后都被毁掉了，快餐，糖果，该死对二手烟”，也不需要重述网络媒体当中对于所谓“80后一代“的身份想象。
Danny的弟弟与他们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与文化习性，这似乎与他的年龄身份息息相关。Danny的弟弟所成长在哥哥“面对你想要的东西，你就去争取”的肯定性命令之下，而鲜有传统文化的负担。
但是在Danny Cho对他弟弟的“做你自己”的肯定性的命令背后依旧是传统文化价值结构对个体自由意志压抑的要求，“你要取一个韩国女生，不要让父母失望。”
这是优绩主义的肯定性训诫和东亚家庭异质性情感结构导致的自我意志自由限制的结合。
在结局当中，他们如愿地将焦虑接纳至个体追求的体系上来，也即是说，他们成功地将焦虑作为人格的一个整合部分来接受；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类的自身关涉，完成于通过对焦虑的情感上坦诚而实现的意志自身占有的过程中。
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于其自身的本性，也就是意志自由的能力，人类只有在其无限制的行驶其功能的时候，才能全范围地享有，也就是说，在良好运作与人类幸福之间存在一种条件关系，只有在愿望、价值和现实之间的理性的权衡才能保证良善的生活。
尽管《怒呛人生》以及《瞬息全宇宙》的结局看上去似乎离所谓的良善的生活可能还离得还是很远。
[1] 项飙，迈克尔·桑德尔《走出对成功的崇拜——从精英的傲慢看优绩主义的陷阱》
[2] 韩炳哲《倦怠社会》
[3] 韩炳哲《倦怠社会》
[4] Freud, Gesammelte Werke, Bd.XIV, S.186f.
[5] 霍耐特，谢永康译，《自由的占有——弗洛伊德的个人自身关涉构想》
[6] 阿多诺，夏凡译，《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