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r. Infamous,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风再起时》,也是许冠文电影生涯的「风再起时」。
作为「冷面笑匠」,自九十年代减产后走到这部电影,许冠文其实早就不笑,不逗了,彻底剩了一副「冷面」,也才展示出他拥有令人惊叹的角色跨度与表演层次。
他演七十年代刚成立时的廉政公署主将李子超,从直接驳斥「礼尚往来」为「礼崩乐坏」,到影片最后,面对相互勾结、袒护的贪腐利益各方,平静但慷慨地作出一番演说,把对本土现状的痛心疾首以及满腹深情,融入到腔调里的暗涌中,成了电影点睛的华彩。
可谓是,面冷,心热。
导演翁子光在接受「后浪电影」采访时说,那段话,重点不在于深度,在于概括性,而其实概括性本来并不需要,毕竟电影已有隐隐表达,但是许冠文的表演,没有办法抗拒,甚至没有办法评价。
许冠文是他父亲的第一位偶像,在他心里,这位演员承载着香港电影美好的回忆和想象,令人一想起就无比亲切。
那亲切,哪怕不在香港,也有香港,或者说本土的、原生的亲切,即便之于香港以外的观众。
好比说他在台湾拍的电影《一路顺风》,导演钟孟宏就是他的影迷。
许冠文在片中饰演一位留在那边二十五年的香港人,以开出租车维持生计。车子很老,就跟主人一样,被生活与年月磨掉了光泽,那为了免遭客人嫌弃,老许就选择夜班,大灯一照,先把破败老态藏匿片刻,人被「骗」上车了,也不好意思下去。
是这样的草根状态,窘迫,困顿,比《风再起时》稍微多出的一些笑料,源自角色本身令人回想得起七八十年代升斗市民的狡黠、计较,以及更大层面的无奈、悲戚。
整体来看,即便不是完全脱离喜剧色彩的表演,也起码是在趋近。因此听他讲故事,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哪怕再淡,再轻,一字一句都会掺着玻璃渣子,让人咽下去,连水都不带一口。
尤其是意外见证杀戮事件后,他在车尾箱惊魂未定地跟纳豆说起自己那天生日,带妻儿岳母去尝心心念念的好吃的小笼包,结果车子并不好停,等到终于赶去餐馆会合时,却得到两个女人的冷嘲热讽,非但没有给他打包,反而说要打车走。
「我是开计程车的嘛。」
不可置信的悲哀被艳俗的红绿灯光晃着,有了一些怪诞的况味。听他感谢纳豆,因为这经历让他决定了,今天要是还活着,明天就去吃小笼包,那到电影结尾,真的出现了小笼包,而故事也停在了恍然的那一刻,老许的故事,就格外地动人、感伤起来。
他像极了每个人难免秋凉时的自己,拼死拼活,每天带回家两百多块,赚不到,就再补贴上去,动作成了常规,但以为成了家,定了居,拥有的会越来越多,没想到正好相反,可此时此地,就连失意,都不知该往哪里失。
空空然的心境被他演绎出来,完全没有信服度方面的问题。在许冠文后期,即现下的职业生涯里,跳脱喜剧的表演,成就了另一种出色。
我们知道,许冠文最被认可的是喜剧,所谓「喜剧大师」,自然不是浪得虚名。只不过他之所以能演好喜剧,也跟他的喜剧风格有关,即他走的并非特别夸张的路线,甚至如今一反搞笑常态,板正、荒唐、皮笑肉不笑。他自己是觉得不搞笑的,但是观众笑了。
可笑完之后,就会叹息,会作痛,因为那些反差笑料背后,没有任何一个包袱是堪称「搞笑」的。不是效果设置不佳,而是那都戳着生活残酷的本质,也就是说,他几乎是在底层本身的痛苦上进行观察和表演,要用共鸣来换取一些突破寻常喜剧的豁口。
于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了从许冠文的表演,或者说,从他戏里戏外「难分真与假」的故事里,对照自己在凉薄现状里的位置。
如果说在拍戏阶段的早期,他抬高了香港喜剧甚至喜剧本身的标准,那么在后期,他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用非喜剧,来呼应喜剧的本质。
而这悲剧性,可以数算到他捉襟见肘的童年。
一直到念大三,因为长期兼顾家庭补贴,学费实在交不起了,正巧那时候TVB开办,弟弟许冠杰就帮他牵了总经理科林·本德尔的线,对方给他六个月时间策划中学校际问答比赛,结果当天晚上,他就找了后来成为太太的同学郑洁英帮忙打字,第二天就提交了,换来六十年代末3000元的高薪,也得到了入行机会。
实际上,做演员,许冠文的父亲并不认同,因为觉得,那就是当「戏子佬」,接近于当妓女,是顶下作的。
所以哪怕被《欢乐今宵》赏识,做起了采访、翻译,许冠文对于参演当中颇感兴趣的趣剧,就很犹豫。但一直给节目想段子,很被称道,到头来,台内的梁淑仪就以涨工资为由,哄他跟许冠杰合作节目《双星报喜》。
火了一把过后,因为原定演员护照问题,李翰祥想找他顶替出演《大军阀》,说是他长相鬼马,不如剃头试试。许冠文是不答应的,觉得自己好歹是个知识分子,而且那时还算斯文靓仔,还得邵逸夫上来劝说,头发还能长,但机不可失,再问老妈,也这么说,这才有了银幕首秀。
电影很成功,接着又有三部片约,但都是三级片,许冠文起初也不乐意,觉得一介书生,让人买票不是因为艺术,而是靠女人脱衣服,那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去做龟公。
正巧,本来要捧许冠杰做当家小生的嘉禾,转投半路杀出的李小龙,许冠文于是找上他跟许冠英,成立许氏兄弟电影公司,跟嘉禾合作。
延续《双星报喜》模式,许冠文自编自导自演《鬼马双星》,加上之后的《半斤八两》《摩登保镖》等片,在1974年到1981年间,拿下香港年度票房冠军五次,打破华语电影票房记录三次,自己也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影帝。
回看这段传奇,哪怕当事人也有忍俊不禁的时候。
这也很「喜剧」,即事态发展,本身是拧巴的:亟需摆脱被金钱束缚的日子,就不得不先曲线救国,半推半就甚至委曲求全之后,又反而别有洞天,最终成就对照当年思虑,显出了命运本身的玩笑。
当中考量,充满彼时在时代巨变下平民格外把不住方向的彷徨,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充满计较跟争抢。看他的代表作,正正写遍了打工仔的苦困,而他又不吝扮演刻薄老板、老大、老千,很能找对时代症候与民众痛点。
很多台词放到今日,也是犀利的、贴切的。譬如《鬼马双星》里说,「勤力就能发财么?你应该去看看乡村的牛。发财的人像木偶一样坐着,什么也不用做。」逐利大势下屡屡一针见血,直到如今香港票房总冠军《毒舌律师》,依旧在说这病态社会的不公不义。
这人心所向,多为故事里人情味的发酵。等到1990年,日本媒体趁着《鸡同鸭讲》推出,把他奉为「人情喜剧王」。饱尝人情冷暖的许冠文自然十分眷恋人情二字,得以滋养,也得以释怀。
表达人情,则不一定需要用喜剧,所以有《一路顺风》《风再起时》,但不管是什么电影,许冠文之所以是许冠文,就一定是要有人情的牵动。他钟情喜剧,原因在此,而他在后期,试着继续跟新主创碰撞出新火花,也是冲着人情在另一块土壤上的发芽。
那么,从与草根角色、生活对应的草根经历出发,打造出香港那时独一无二的市井喜剧,到后来是在别人喜剧里插科打诨,或走不那么香港喜剧的风格,成就曾与香港扣得很紧而渐渐具有更多放射性的代表符号,许冠文这一路,欢笑在表,悲悯在内,人情当头,针砭在后。
可以说,最伟大的笑匠,往往是最悲凉的凡人,多了那层旁人不敢直面的落魄,更有娱乐大家过后的巨大疲惫乃至空虚。这样的人来演正剧,往往格外痛悲。
许冠文如此,吴孟达也是。周星驰是承接了喜剧天王的招牌,以无厘头招式开辟另一种以喜写悲的模式,而吴孟达在这段历程中,被喜剧黄金绿叶框定,直至离世前十几年,通过《人间·小团圆》《导火新闻线》等非喜剧中的表现,带来某种温良下更多一分的慈悲或疲沓。
后辈吴君如、郑中基这些同样靠喜剧被人赏识的演员,一旦走到正剧当中,也会有那种抹不掉的苍凉在,反而添色。特别是《金鸡》,可谓吴君如两种风格的交融与过渡,对照一出,多少也唱响了同类演员的境遇。
时代,或者说更易被分心的环境,未必能够再出一个许冠文,或者也不需要再出一个,那他与他们的淡出或转轨,则成了另一种「喜剧」,苦笑而不自怜的喜剧,更有当下港味,也更像你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