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一共定档了三次，分别是2024年4月19日，8月9日，8月16日。尽管5月20日戛纳展映获得好评，暑期国内七城路演反响也不错，目前票房依旧惨淡，排片也依旧少得可怜。9月11日，影片引入北大百讲“艺术鉴赏”系列，映后访谈上，提及主角危力的肾结石是否有某种意义的隐喻时，刘泰风导演说：
你不觉得，这部电影就像电影市场中的一块结石，刚刚从肾里滑出来吗？
影片呈现的多重意义的现实主义，在这个时代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其纪实风格完全背反了娱乐化主流，其题材和细节又与现实生活贴得实在太近，或许让不少人感到压抑和不适。
形式的纪实性
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首先体现在其媒介——16mm胶片上。胶片决定了电影在物理意义上的纪录性，而16mm在电影史上更是与纪录影像密不可分。对胶片、对16mm的回归，其中的纪实意味是显而易见的。而记录在16mm胶片拍摄的影像，经过胶转磁，投影到大银幕上，其胶片的质感和瑕疵被放大到肉眼可见，形成了一种媒介的自我展示。这并非技术失误，而是导演的有意彰显。导演在映后中提到拍摄时采用了16mm的全画幅，保留了胶片的毛边。
其实当时做剪辑后期的时候我和剪辑师商量过，我说咱们要不把这个16毫米手指甲盖那么小的片门记录下来的影像全部放到大银幕上。他很赞同。因为我们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杂质和没办法剔除的瑕疵。这（毛边）可能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能带给观众的肉眼让的直观感受，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不那么完美。
胶片质感配合着手持摄影的微微晃动，不仅昭告着风格上的现实主义策略，也在视觉上营造着一种焦灼、压抑的心理危机感受，与影片叙事形成呼应。对叙事套路的背反
题材的当下性算法与人？
而影片对“算法与人”这个热点话题的处理，其实也并没有停留在单纯控诉算法的反人性，而是保留更深层面思考的可能性。危力主导开发的算法系统，导致“生活外卖”的骑手普遍逆行闯红灯，万千逆行闯红灯骑手之一撞上了危力的车子，导致危力的生活开始陷入危机，由此可引申出算法对开发者的反噬。作为中层开发者的危力，作为底层劳动力的金亚鹏，都成了算法的受害者。
危力和徐晓霞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让人看了感到压抑，不仅因为二者都是算法的受害者，还因为双方都相当真诚纯粹，观众感受到的其实是双方的认知冲突而非利益冲突。徐晓霞作为来自小县城或农村的妇女，不懂法律，但持有一种传统而朴素的、重视结果正义的是非观：无论前因后果，撞了人就该赔，起码该道个歉表个态。而危力作为城市互联网从业者，不仅懂得、而且认同法律的程序正义。他们争执的焦点在于是主要/次要责任还是全责/无责，虽然判决结果涉及日后赡养费用问题，但就当下而言，徐晓霞并非在向危力本人要钱，只是希望能走他的保险；危力也不完全是不愿给救命钱，他也真心觉得自己没错，从开车到开发算法都没错，所以就是不该负任何责任。
危力始终站在开发者的立场，即便已经被公司优化掉了，面对冯源、面对妻子时都依然坚持对算法的绝对自信，坚持认为算法造福了消费者，且如果骑手按照算法给出的路线，不必逆行闯红灯也能按时完成配送。但徐晓霞迫使他看到，现实中没有骑手能做到这点。客观来讲，这其实是因为算法还不够完美，没有考虑到电梯门禁，也没算上交通事故的概率。明明算法是不完美的，开发者何以形成算法本身不会有问题的认知？因为开发者和骑手之间没有理解，没有沟通，甚至若不是这次事故，二者根本都没有接触。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经济阶层的持续分化，不同阶层从物理上、到精神上、到立场上完全隔绝，相互理解、乃至对话发生的可能，已经消失。算法的出现加剧了阶层分化及这一系列后续问题，同时又用“算法与人”掩盖了“人与人”的问题。影片中，危力在妻子的压力下，已经难能可贵地去和徐晓霞见了面、说了话，但未能达成有效沟通，直到影片结束也没能达成相互理解。而真正的获利者，公司高层、资本持有者，在影片中甚至根本就没出现：相比于中层和底层的隔阂，高层和中层的隔阂甚至更为彻底、更为绝望，以致于高层甚至完全不必参与影片中发生的事件，该事件最终也对高层毫无影响。影片中出镜的公司最高领导应该也只是个CEO，没有出现或指涉到真正的高层，或许是迫于一定的压力无法指涉，或许是有意将其隐去；但总归给观众留了足够的思考和解读空间。 如果说让危力和徐晓霞无法和解，是对传统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叙事套路的背反；那么让资本持有者缺席影片，或许刻意称得上是某种超越。同时这一切处理又相当出色地映照着当下社会现实。
其它社会议题
除了“算法与人”这一话题之外，影片还触碰了诸多当下社会问题，以致于显得有些野心太大。 男主角危力，“生活外卖”的一个中层管理者，40岁，在公园老伯口中“最好的年纪”上，被公司“优化”掉了，重新找工作又四处碰壁。危力去找大学同学蒋权，酒业老板的声色宴会和互联网精英的团建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危力无疑是在失业上雪上加霜，对他的心理和自我认知都构成了巨大冲击。这是互联网行业的中年危机。
危力被裁后，与妻子沈筠怡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扩大、爆发，她意识到丈夫对自己隐瞒失业的事，比起和自己一起协力面对困难，他更在意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她意识到丈夫或许从来没把自己以及自己对家庭的贡献当回事，愤然出走。从娘家回来之后，沈筠怡提出放弃财产管理权，夫妻矛盾并未缓和，而是以一种极端的权力重新分配收场。夫妻关系产生了一道难以再弥合的裂痕，崩坏开始发生。这是家庭性别分工问题。
而夫妻俩与女儿梦梦的关系也很僵，沈筠怡在说教上力不从心，而危力则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完全缺席，不只是工作忙、没时间，而且是心理上根本不重视女儿的教育和成长。梦梦数学考了32分那天晚上，沈筠怡大骂了她一场摔门而去，梦梦一头扎进被窝，危力作为父亲却一句话没有，没有责备，没有安慰，没有开导，只有沉默；甚至连沉默都不能持久，他也匆匆离开了女儿的卧室。这似乎也是众多中国家庭的写照：人生教育的缺失，陪伴的缺席，非暴力沟通的缺位，当然也还有大环境的教育内卷，使得父母和子女都仿佛笼中困兽，这是家庭和社会层面的教育问题。
而被撞的金亚鹏和妻子徐晓霞这边，金亚鹏是外卖骑手，徐晓霞是上门保姆，两人都没有劳动合同，就这样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十多年，法律程序却要求他们提供工作证明，显然已经与当下的灵活就业形式脱节。而若不是有律师冯源主动找上徐晓霞，她靠自己根本难以应付如此繁琐复杂的法律流程，而这或许也体现着法律援助的缺位。更过分的当属极不人性的“本人亲自受理”，完全没考虑到本人可能躺在ICU里昏迷不醒、没法亲自受理，这是法律体系的问题。
出事前，夫妻俩心疼钱、不买保险、只有3块钱的平台险，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济基金又显然杯水车薪，才导致徐晓霞和律师冯源费尽心思想走危力的保险赔偿，双方的交涉和矛盾也因此深化。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低收入人群形成的毁灭式压力，这是医疗医保体系的问题。
影片在触碰以上所有对社会问题的时候，都并没有刻意锐化矛盾，而是以一种反套路的、近乎无形式的叙事方式，呈现着生活本身。甚至可以说，和现实情况相比，片中的人物其实都是好人：愿意帮助穷人的律师，不对医院法院死缠烂打的家属，不讹患者钱的医院，不玩消失的当事人，绝对可以算高质量律师、高质量家属、高质量医院和高质量当事人了。即便如此，这些角色依旧陷入困境，依旧不可避免地走向崩坏。影片以这种颇为冷静的方式，让观众自己看到、想到事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通过银幕呈现，试图让观众有所反思，从而试图对当下社会现实产生一点点影响，由此种下变革的希望的种子。正如戴老师所说：
（影片）经由银幕的形态，去审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使得那些好像我们不得不承受的现实变成问题，让我们可以去回答、去寻找改变的路径、方案和可能。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性，或者起码是介入的意愿，在当下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细节的生活性
除了议题的当下性，影片中充满了极具生活感的种种细节。映后访谈时，刘泰风导演提到，
那些小的细节其实是这部电影中的填充剂。我相信这些事情、这些声音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社会中的，只要你竖起耳朵就能听到的东西。我只是调转了镜头，偏向这边，让大家能清晰地听到环境。
所以，这些细节不仅是在视听上还原了一种生活实感，而且是一种刻意呈现的现实，旨在让观众审视未曾认真审视过的现实，在表意上蕴含着导演隐性的呼吁：要竖起耳朵听到周围的环境音。影片中清晰地呈现了环境声：影片开头的施工声，危力家楼里的装修声，街上的车流声，夜晚广场舞的音响声……正如用16mm胶片的全画幅取代了高清数码，导演也用复杂的环境声取代了配乐；这与无形式的叙事策略也相吻合，共同形成了影片的现实主义气息。
在电影大银幕上，我希望用一种直接的语言去剔除掉粉饰过的画面，娱乐化的情景，让大家看到生活的本质，看到我们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当中真正遇到的困境。也许这个困境是残忍的，但是第一部就是我们要知道，它存在。
影片中还有一些或许可以称之为“意象”的细节，在映后访谈的观众提问环节被提到。
结石
影片开头，伴随着令人烦躁的施工、装修一起出场的，是危力的肾结石。体内小小的结石，是把咖啡当水喝的现代生活的产物，然而现代医学对此束手无策，只是劝患者多喝水、多跳绳，然后忍着。导演说，危力体内的结石
与其说是隐喻，我觉得（不如说）这是对现实的认识。这种体验感，和社会当下每一个人的体验感是有共鸣的。
这当然不能直接推出现代生活是不好的；客观来说，这也只是现代医学还不够完美，而现代医学总有一天能发展到可以无痛医治肾结石和其它所有慢性病。可是，现在正在真切地忍受着疼痛的人是危力们，也只是危力们。危力们背负了现代科技岗位工作和现代医疗之间发展速度差异造成的困难，正如金亚鹏和徐晓霞们背负了算法主导的骑手工作和相关法律之间发展速度差异造成的困难。
在这个意义上，“医疗与人”的问题，以及推而广之的“法律与人”，“互联网企业与人” ，“教育系统与人”，“家庭结构与人” 的问题，和“算法与人”形成同构；在这个意义上，“算法与人”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现象，只是古已有之的“系统与人”在当今社会的一次重演。
希望？绝望？
导演解释影片题目的时候提到，“希望”其实是对日常生活中的希望话术的一种呈现：打卡时弹出的“元气满满的一天”之类的句子，公司或学校里关于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标语，以及影片中直接给到镜头的，外卖员在早晨出发前作为例行仪式喊出的“我快乐”的口号。片名中的“希望”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语；对某些人来说，它或许就是实打实的希望，正如那些正能量标语和口号确实能激励到一部分人；对另一些人，比如导演，它或许就是一种面对绝望的生活态度。
“充满希望的一天”最后出现在那辆公交车的车身上，那辆危力和老伯一起等、一起坐上的公交车，开向下一站，开出镜框之外，不知开向何方。
希望存在，但不知去向何方。危力最终在领导孙总面前提了出租车司机拜托他反映的，多年前电动车起火烧死外卖骑手的案子，然后说出了《推销员之死》中那句“人不是橘子，不能吃完就把皮扔了”，由此与推销员威利（Willy Loman）形成对照。危力选择了人的尊严，而非被公司的返聘收买，这意味着他会从开车的阶层坠落到做公交的阶层，这是绝望；但他明知后果仍愿意如此坚持，何尝不是希望？老伯对危力讲起自己曾经是电影放映员，那个年代的工作是如此直接而自然的为人民服务，与当今高度异化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而危力甚至不一定听得出这层意思，这是绝望；但“多听就明白了”，老伯在讲述，危力也真正开始听，何尝不是希望？
希望还出现在沈筠怡与徐晓霞这两位女性角色身上。沈筠怡在丈夫出车祸随后失业的冲击下努力维持着家庭的运转，虽然她的努力不被丈夫看见，但被她自己喊了出来。徐晓霞则是在丈夫被撞昏迷之后勇敢而坚定地承担起责任，并坚持自己的主张。徐晓霞私下里找到沈筠怡的那场戏，二人一边背负着丈夫未能分身处理的责任，一边似乎又在彼此之间达成了某种跨越阶层的沟通和理解；两位女性做到了男性做不到，或者拒绝做的事情。
而希望与绝望的纠葛，也体现在影片结尾沈筠怡怀了新的孩子。导演说新生儿可以被视为绝望，也可以被视为希望。但制片人朱桐说，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她认为新生命的到来对沈筠怡而言是一种新的绝望。但终归是保留了一定的开放性、暧昧性和复杂性，如导演所说，正如生活本身。
最后，还是用戴老师在映后开头的一句话来结尾：
我觉得这部电影，用眼睛去看，用脑子去想，用心去体会，其实就够了。
因为影片足够复杂，足够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只要是生活过的人，总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或自己身边人的影子，然后有所触动。 这，也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魅力和力量所在吧。
注：文中引用均来自2024年9月11日百讲映后对谈中导演刘泰风、制片人朱桐及戴锦华老师所讲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