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一般刑侦片聚焦于案件的侦破过程，电影《12日的夜晚》将问题意识汇聚于受害者形象的复现和刑侦警察陷入的情绪漩涡。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性别阻隔，求索真相的磨人痛苦，以及爱与恶是多么亲密地纠缠在一起。
影片开头便已打消了那种“恶有恶报”式的观影期待。在法国每年针对谋杀案开展的800余起调查中，近20%的案件无从结案。《12日的夜晚》涉及的就是其中一个案件。
2016年10月12日深夜，警察局仍然灯火通明，一干警员在加班间隙为老警官玛索举行派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一群年轻人也在举行派对，一个名叫克拉拉的女孩从中退出，独自返往家中。但她没能平安到家。一个蒙面人等候在她回家的途中，忽然叫住她，用汽油泼洒她，点燃她，令她面目全非、惨死路边。
既然找不到凶手，电影对克拉拉谋杀案调查过程事无巨细的阐述，就变得意味深长了起来。
负责这起谋杀案的警察尤汉和玛索首先询问了克拉拉的父亲，在父亲眼中，克拉拉聪明而开朗，“对感情很谨慎”。第二个接受询问的是克拉拉的好友娜妮，娜妮说，克拉拉是个善良的女孩，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紧接着被询问的人是克拉拉的“前男友”韦斯利，他曾同时与包括克拉拉在内的两个女孩交往，却声称这都是因为“克拉拉对我死缠烂打”。从韦斯利开始，调查发生了转折，警察开始对克拉拉的感情经历给予特别的关注，更准确地说，他们关注一个问题：“你们上床了吗？”
与此同时，克拉拉也成为其他警察茶余饭后的八卦对象。
警察们认为，只有精神病患者或是极端分子才能想到“放火烧死一个女孩”。这种推测看似合情合理，却潜藏着受害者有罪论的逻辑——正如一名警察所说：“感觉像是惩罚。”
讨论很快转向性别视角，玛索比较了历史上女性与男性的不同死法：“女人总是被烧伤的那一个，圣女贞德、女巫……男人被斩首、钉死在十字架上或枪决，很少被烧死。”在克拉拉谋杀案的语境下，玛索的话昭示出一种不言自明的性别偏见。难道与被斩首、钉死和枪决相比，被烧死就天然带着耻辱感吗？
从女性主义研究视阈出发，这种看法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样，是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由于历史上被斩首、钉死和枪决往往与政治（男性主要活动的的领域）上的失败相关联，被烧死则更经常地与道德（女性主要活动的领域）上的污点相关联，而政治，更宽泛地说，是事业和社会才是意义的中心，道德是附属于政治的，正如女人附属于男人一样。在这种性别偏见的影响下，“烧死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孩被烧死”——被谋杀者成为主动“作孽”的人，被谋杀则是接受“惩罚”的一种方式。
于是，尤汉第二次询问娜妮：“我想知道克拉拉有没有谈过多段感情。嫉妒是许多犯罪的催化剂。”
按照娜妮提供的名单，尤汉接着调查了克拉拉的其他“前男友”：职业学校的炮友勒罗伊、玩说唱的卡拉泽特、流浪汉杜威、家暴男卡洛。在这些人口中，克拉拉的形象与亲友眼中的截然不同：她被描述成一个“随便”的女孩，“对待感情不忠”，迷恋“狂野”的性。
容易被忽视的是，克拉拉对这些“前男友”而言也不过是一个玩物。当他们对克拉拉进行荡妇羞辱式的苛责时，实际上也在实施一种无意识的掩盖，掩盖自身的恶对克拉拉之死所应负有的责任。
前男友们有声有色的“爆料”，除了将克拉拉的隐私以不尽真实的方式一一抖搂，编织出一个“受害者有罪论”的陷阱之外，对案件调查的推进毫无帮助。
但在一个依旧由男权意识操控的社会中，他们对克拉拉形象添油加醋式的任意涂抹，对大部分人（包括但不限于男人）而言十分奏效，就连调查组的个别警察也欣然赞成：“她选择了陌生的男人，我知道女生都喜欢危险的东西。”
喜欢危险又怎样？这并不是男性的特权，也不应该成为女性的荆棘或枷锁。电影后半段出现的优秀女警官纳迪亚就是一则很好的正例。纳迪亚喜欢寻找证据、审讯、核对事实等相对“暴力”的调查工作，所以她放弃了晋升更快的岗位，选择成为一名刑侦员。
沿着两性关系不断调查的尤汉像只仓鼠一样兜着圈子，当他第三次找到娜妮，询问克拉拉是否还和谁发生过关系时，娜妮崩溃大哭：“你问她对他和其他人做了什么，听起来她是个荡妇。她和他们发生关系了吗？这重要吗？你说她上床了，你问我是不是她的错。你想知道她为什么被杀吗？我知道，因为她是个女的。这就是原因。”
娜妮的哭，不仅是为了克拉拉，更是因为同为女性而意识到了弥漫于周遭的，超越了阶层、行业、知识水平、圈子群体的，为男性所共有的性别偏见，它是一种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女性无从躲避的屈辱——如果有什么人比女人更弱势，那么就是死去的女人了，无从解释，无法还口。
妮娜的这一哭，也让尤汉终于意识到，克拉拉案难以突破，表面上是由于缺乏可靠的线索与证据，深层的梗阻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别问题。通过在调查中不断遭遇一个个富于迷惑性的嫌疑人，尤汉以一种别样的方式体验了现代女性在后男权社会中陷入的“无物之阵”：“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敌，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
三年后，克拉拉三周年祭日临近之际，该案早已因为找不到凶手而停止调查。只有一名女法官还想为了克拉拉，也是为了女性争取一下真相。
而对于尤汉来说，克拉拉案早已成为一个心结，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拒绝用“痛苦”来概括自己的感受：“他们说每个警察都有难忘的案子，没人知道为什么，但这案子特别伤人。它一直困扰着你，直到成为一种执念。它会吞噬你，也可能毁了你。当我意识到我们调查过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凶手时，我崩溃了。也许凶手不在其中，但他们本可以做到的——她遇到的每个人，包括那些不是混蛋的人，也许是她从未见过的男人。我想我们找不到他了，因为所有人都是杀害克拉拉的凶手。这是用语言表达的唯一方式。”的确，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挫败体验面前，“痛苦”一词太过肤浅。
尤汉最后总结道：“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些问题。”
看到这句台词我很惊讶，这是法语电影啊。“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些问题。”如此简单的表达，乍一读似乎失之草率，可转念一想，在电影迎来高潮/尾声之际，如此含糊地形容古今中外两性之间过于庞大、复杂以至于不可能用三言两语澄清的问题，似乎是有意为之——因为放弃了精准，反而变得贴切。
最后谈谈电影的名字《12日的夜晚》。
用日期来命名一天，相当于没有命名。它与克拉拉共享着一种终将“过去”的卑微：克拉拉被烧死的这一天，正如这幢谋杀案的命运一样，似乎注定以不起眼的方式被时间掩埋。同时，又似乎刻意以另类的姿态试图引起你我的注意：“死者与我们同在，他们折磨我们，好让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