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甜面人（来自豆瓣）

来源：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3216603/

1999年的除夕夜，黄宏对着几亿观众自豪地说出“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2017年，来自东北的作家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集《飞行家》出版，其中的一篇小说《刺杀小说家》中出现了一个角色，叫九藏，他19岁，在1岁多一点的时候，他失去了父亲；2021年的大年初一，电影《刺杀小说家》上映，主人公路空文操着一口四川话出现在观众面前，从他身上，看不出任何东西，一个很干净的男孩，就像这部电影一样。可是，有些东西毕竟被抹去了，无意义之意义被替换成了实在的意义，波德莱尔说：谁相信意义，谁就会因意义而死，或被埋没在表象的讽刺中。

如果说电影有从小说中提炼出什么的话，我想只有双线并行的结构了。双雪涛本篇的行文风格脱离了地方语境，反而比较贴近他所崇拜的村上春树和博尔赫斯，这种双线的结构在村上的《1Q84》和博尔赫斯的许多小说里都见到过，迷茫的主人公更是典型的村上风格，当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不断交错，博尔赫斯的感觉就跳出来了。

总体来说，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在叙事的完成度上都是可圈可点的，主人公在终结影响现实的虚幻的过程中，充当了推动虚幻世界前进的要素，不知不觉现实和虚幻互为因果，最终走向尽头。

那么决定电影上限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那就是人物和隐喻两方面了。

电影的开头，一片荒郊野岭中，雷佳音啃着没有味道的方便面，特写切到他的脸，一种隐忍负重的信念感油然而生。他找了他的女儿整整六年，虽然导演绝口不提他经历了什么，但他还会持续不断地寻找下去，这就是他存在的意义，一个单薄的父亲形象迅速被勾勒出来。

“我想去看北极熊”。

小说的开头，“我”对迎接我的律师这么说。

那是在云南的一个小旅馆里，应该是第四个年头了吧，吃过晚饭，坐在床上看电视，忽然放出了日本动画片《阿拉蕾》，我看了一会，听见自己脑中的什么“刺啦”一声冒出一股青烟，伸手在脸上摸，发现眼泪已经流过了下巴，鼻涕也出来了，而自己完全不知道。拿起电话打给妻子，一连打了三十几个，没有人接听，我跑出门，看到街上有一个过街天桥，于是跑上去从上面跳了下来，没有死成，骨折了几个地方，鼻子也摔塌了。从医院出来之后，我把号码办理了停机，再也没有和妻子联系过，自己一个人在中国闲逛，总是睡不着，有时候也打一点零工，只是我这个年纪，能胜任的零工很少，卖过房子，也在搬家公司搬过家具。直到剩下最后一点钱，我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的附近了。

“于是，我非常想去看北极熊”。为什么是北极熊？我不得而知。

文字的特点在于情感的隐秘和混沌，路阳没有办法，也不想把这份隐秘拍出来，所以他选择了拥抱意义，用最直观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可能有人会说这就是类型片的做法，路阳没有问题，但别忘了上文中我仅仅比较了一个开头，在影片里，雷佳音的情感状态从头到尾都并未发生变化，且影片结构也全靠女儿的动向来推进，从开头的被迫接下任务（阿拉丁集团开的寻找女儿的条件）到从人贩子口中得知女儿已经死亡再到从小说里看见女儿复生的希望，这一连串无聊单调的转折，可以说是再低级不过的剧作了。我也更不清楚那个投掷石块的超能力究竟是在干什么，可能就单纯地为了让动作场面变得更好看又好操作一些吧。

而在小说中，前半段现实和小说的联系并不紧密，单数章是现实，双数章是小说，仿佛两条平行线。小说家小说里的女孩儿也叫小橘子的情节出现在三分之二处，整个小说的第五章，本章还有另外一段情节对应着现实和小说世界的联系，即小说家跛脚母亲的出场，与他小说中有着残疾右脚的主人公母亲形成对照。第六章往后，小说和现实的界限分明被打破，最具感情色彩的描写出现在第七章，老板要求“我”尽快杀掉小说家的时候。

”我看了两遍，用火柴把纸条点着，扔在纸篓里。小橘子出生的时候，猫一样的大小，只知道大声地哭，不让人睡觉。妻子知道我嗜睡，一旦睡不好，第二天没法正常思考，常会犯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就让我睡在沙发上，她自己和小橘子睡在一起，每天夜里起来抱着她在房间里轻轻地走。有时候我半夜起来小便，会听见卧室里蹑手蹑脚的脚步声，小橘子最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呢？妻子轻声问。小橘子只是哭，不回答。哭的话，就是喜欢妈妈了。小橘子于是继续哭下去。突然有一天，小橘子学会了笑，她在妻子的怀里看着我，用手指着我的脸，笑了，说：pia。然后更加娴熟地笑了起来，pia。我正要去上班，穿着妻子早上熨好的西装，眼泪流了下来。妻子说，怎么了你？我摇摇头说：走了。推开门走到街上，看着清晨的街道，我想，愿意一辈子为你们奋斗。一辈子为你们奋斗。我爬上床，脱光了衣服，在老汉的鼾声中睡着了。”

第八章，本应发生在小说世界，但“我”和小说家的对话构成了本章，收尾的第九章，本应是现实世界，却变成了小说世界。红衣人从天而降，斩杀赤发鬼，小橘子扭头看着红衣人说：“爸爸，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了”，没有什么所谓的维持正义，没有什么戏剧化的觉醒，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再说小说家，这个人物很有意思，他身上的虚无，在于不真实，在于他背负了一座城市的宿命。第二章小说中的九藏幼年丧父，时间段恰好是1999年的下岗潮；他与“我”初次接触的时候，把自己比作不冒烟的烟囱，在很多描述地域的作品中，大烟囱都是工业城市的象征。他对自己的命运这样形容：本来是顺着阶梯向上爬来着，突然掉进了一口井里，不是不能出来，而是再也不想出来了，或者说，甘愿过井下的生活，其他事情都了无意义。我要做这件事，我的一生只能做这件事，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也许你不相信，我听见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话，你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存在了，你被选中了，别无选择了。我真的听见了这个声音，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只好这么做。

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复仇的过程，他要向什么复仇？当然是杀父仇人。那么谁是杀父仇人？是赤发鬼。赤发鬼是什么？小说的结尾告诉了我们：这时赤发鬼的身上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坍塌起来，石块，污水，臭气，从雾里面涌出来，四面八方流去。终于停止了，从雾里面滚出一颗头颅，常人大小，上面长着蓬乱的红发，一双眼睛睁着，不再转了，嘴闭成一条细线，右脸上有一道红亮的刀疤。

石块，污水，臭气，这是工业化的典型副产品，而它的外在是沾满了污垢的佛像，宗教的衰落和人的异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些东西在电影里并未出现，甚至连小说家的籍贯都被篡改了。

至于赤发鬼，也就是电影中的老板，小说中的老伯，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分割成13块的京城直接对应国有资产的分割。所以小说家父亲的死和他有关，但并没有直接关联，电影中做了直接关联的处理，有着落了下乘，但对监控的反思和讽刺倒是很恰当的改编。“我”也在复仇，但“我”的复仇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民意，小说中是这样写的：于是六只手同时向赤发鬼的脸上伸去，赤发鬼扭头便跑，健步如飞，向庙后面跑去，那里有一座小山，雾还没有漫到那里。刚跑了一步，红衣人已经挡在他的身前，朝他伸出手。赤发鬼大叫一声，张开双手乱挥，红衣人站在他身前看着，并不着急上前，只是看他把双手挥得像风车一样。血雾漫了过来，雾里面发出隐隐的喊声，像是幻觉，如同夜半窗外的风声，似有似无。血雾到了赤发鬼的脚边，赤发鬼好像被谁抓住了脚踝，一下给掀了跟头，喊声近了，不是一个人的喊声，是无数人的喊声，似乎在为那一掀相互叫好。赤发鬼马上翻身爬起来，向红衣人冲过去，想要突围而走，可是刚一迈步，又被掀了个跟头。喊声又起，其中夹杂着拍手的声音。赤发鬼复又站起，大口喘气，脚迈不动了，只是张开双手站着，倾听雾里面的动静。

这就是为什么双雪涛的小说带着宿命性的悲剧的原因，第二章有过叙述，赤发鬼的产生依托于民意，为之受难的也是民众，一个无尽的轮回。

快到最后了，就点个题吧，为什么说电影的设定更像死亡笔记？因为它从根本上否认了个体记录历史的必然性，并把它简化成满足臆想的工具。小说家如何创作不再重要，只要电脑上能够出现文字就好。

在短评里，我说“双雪涛小说的好在于乡土情节提供的宿命性的悲剧指代，不在于戏剧化的互文结构，所以本片的改编思路从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双雪涛是那种真正的“离开东北，你什么都不是”的小说家，所以我们能看到影片中的路空文的作品之拙劣和不堪入目，原著中的芜杂心绪和耐人寻味的对白也不见踪影，只余隐藏在幕后不死的工业机器日夜无休止地运转。”

本想以此视角写一篇稍微像样一点的影评，可是到最后还是写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垃圾。感谢能读到最后的友邻，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