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知怎么
2. 扮演作家
3. 学习无能
1. 不知怎么
生活里用总有那样的时刻，不知怎么两个人的关系开始疏远，不知怎么没有关联的人产生羁绊，不知怎么被一句没有意指的话激怒，不知怎么在一个平凡的时刻萌生爱意。在被情绪的洪流裹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一个仿若无意的眼神，不经意的触碰，在沉默中流动的氛围，在暗处悄悄变化的东西。当经历的时候，经历已经耗费我们全部的心神，它是直接打在身体上的东西，必须用全部的心神去感受。究竟是什么东西作用于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程度，在什么时候，我如何被影响，我之中有什么东西发生了永久的变化，只有在经历的激荡平息后，才清晰地浮现出来，被整理为言语。
Petzöld是擅长刻画氛围的导演（差点说是作家，是的，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电影往往没有可说道的剧情，没有跌宕起伏或起承转合，故事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完毕。可以说，在他的电影中，要么发生了一件很简单的事，要么什么也没有发生。
Petzöld的男性角色没有鲜明的个人特征，经常缺乏魅力，甚至讨人厌。他很少采用好莱坞式的大帅哥，那种个人光环很强，一出场就能吸引所有注意力的美男在他的电影里是看不见的。Transit的男主角总是缩着肩膀，说话含含糊糊，头发油腻腻地偏分，是个既不敢承认欺骗也不敢承认爱的畏畏缩缩的形象。Undine的男主角也是个背叛女主的小人，且非常脸谱化，他的正面的个人镜头很少，是个看完电影会马上忘记的人物。Phoenix的男主更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也是个卑劣的背叛者，仿佛是人类阴暗面的集合体。Roter Himmel里的男主角更堪称加强版，发胖的身材，毫无魅力的脸蛋，仿佛一直不满地撇着嘴巴，说着尖酸刻薄的话语，自我中心且傲慢无礼，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另类男主角。不得不说，这样角色设定也坏，长得也难看的情况很少。（不是外貌攻击，只是论角色。）Petzöld的男性角色就是这样在品格和外表上都没啥可称道的。观众再怎么想共情也共情不起来，左看右看都挑不出可爱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当魅力反派的机会，因为他们没那么好，但也没那么坏，就是刚好讨人厌。
相比于对男性角色的失望和戏谑，导演的女性角色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出现。她们经常是精灵，是某种非世俗的化身。在Undine里葆拉蓓尔是水精灵，在Roter Himmel里是地精灵。在Transit里，她穿着一双弗拉明戈舞鞋，挥舞着红色的裙摆，轻盈地穿梭于大街小巷，留下一个个模糊的身影，就像城市里的幽灵一样。这些女性角色是以理想化的方式刻画的。她们甚至脱离了女人，成为某种像大自然的东西，是自然理念的具像化。她们拒绝被对象化，拒绝被评价，善与恶在她们身上不起作用（比如温蒂妮杀死前男友，不是为了复仇，而是因为她是温蒂妮），她们是游离的，好像一直与电影的叙事隔着一段距离，即便她们是女主角。她们以和自然同样的方式存在着，不能成为欲望的对象，不能降格为他者。作为Petzöld的御用女主角，葆拉蓓尔和尼娜霍斯的脸非常相像，二人都十分瘦削，嘴角向下撇着，透露着拒绝和疏离。即便她们穿着象征热烈的红衣，也感觉不出一点肉感。Petzöld像是故意把她们拍得去性别化，由此让她们即便和片中的男性角色有浪漫关系，也无法成为性化的对象。这不是演员本身缺乏魅力所致，想想在“无主之作”里葆拉蓓尔是怎样性感迷人的形象吧。
这些俗世的男人和超脱的女人被放在某个场景中，被某种暗流或说氛围推动着前行。片中不论是男人或女人都没有推动剧情的能力，非要区分的话，更无力的往往是男人，女人至少会选择，但男人只是承受。好莱坞的英雄主义是不存在的，这些男男女女不断受挫和失败，因为自己的无能或者命运的偶然。带着勇气和决心解决问题，成为一个崭新的我，迎来圆满的大结局，这种畅快人心的故事是看不到的。观众对着缺乏魅力的角色，含混的剧情，意指不明的种种象征，琐碎的对话，看完电影只觉得沉闷。
这主要是因为故事不是说出来的。从言语中，我们找不到有用的信息。电影不仅没有充满趣味的故事线，也没有打动人心的台词。“有些鸟儿是不能被关在牢笼中的，它们的每一根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这种让人心灵震颤的台词无法想象出现在Petzöld的电影里。台词是用日常语言堆砌起来的，是琐碎且无意义的。“你不去游泳吗？”“超市几点关门？”“这个炖菜很好吃”，这种话说也行，不说也行，换成别的话去说也行。包括那首看起来很重要的席勒，在我看来，换成别的浪漫主义诗歌，换成雪莱或拜伦，也没什么要紧。重要的不是诗句，而是谈话的氛围，是语调，每个人的眼神和表情，是葆拉蓓尔背了一遍，又背一遍时，重复和差距之间生成的微妙的东西。
角色说的都是废话，无用的话，没意义的话。只是发出声音，交换符号，但里面不包含任何内容。该说的话从来不说，不必说的却喋喋不休。在心照不宣的沉默中，在暗潮涌动的氛围中，每个人都察觉到什么，但他们都不确定，他们也不说出来。不可说，不能说，不该说。它是某种只能生存于沉默的东西，它在人心的敏感、焦灼和隐忍中，在社交面具后千疮百孔的心灵中寻找养料。一旦说出口，它就破灭了。也不是没有那样的时候，忍耐到达了一定的限度，想把所有东西都大声喊出来。每当站在临界点，话语就像一把剑，戳弄沉默的表面，但沉默是不会被外物戳穿的。将说未说的躁动片刻，又躲回沉默，观众觉得心里发闷是自然的。
重要的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用名词动词形容词组合起来的句子是脆弱的，它轻易地就会被瓦解。为了保护它，我们代之以“不知怎么”，用来指称说不出口的东西。过程的，而非时刻的。运动的，而非静止的。而当有一天，我们用清晰明确的句子讲述出来，附上自己相信准确的词汇和语法，以及声调，它就被解构了。它需要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让它保留为混沌的一团不定形的东西。
看Petzöld的电影，总会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而烦恼不已。但这是它能被呈现的唯一方式。大概像读普鲁斯特一样，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知怎么就？
2. 扮演作家
“Ich muss arbeiten.（我必须工作）”大概是在片中重复最多次的台词。Petzöld喜欢重复，他在采访中说过，他觉得任何东西都该至少被重复两遍，才算真正呈现了，一次是不算数的，因为在一次中观众找不到差别，在两次中，差别才会出现。但一个角色如此执拗地把一句台词说上这么多遍，每说一次，观众对角色的厌恶之情就加深一分，到最后简直想破口大骂的情况倒不常见。导演努力地让Leon这个角色讨人厌，偏偏又把他设为主角，从他的视角讲述。据我此刻不完整的回忆，我好像从来没在电影里见过这么讨厌的男主角，而且他到最后也没有“洗白”。他在结尾处对女主角的告白也并不动人，这一点没法为他的所作所为提供好理由，他的讨人厌是出自某种天性的东西，不是情境所致。
Leon是个傲慢、充满偏见和自私的角色。他贬低Nadja是一个卖冰淇淋的售货员对文学一窍不通，居然敢口出狂言评判他的作品是垃圾。后来知道她攻读文学时Leon又指控她之前是故意羞辱自己，要讨个说法。看到编辑和Nadja相谈甚欢，他又觉得自己被Nadja比下去了，而怒火中烧。他对Nadja要他捡起地上的炖菜时，毫不掩饰地露出嫌弃的表情。他还在餐桌上公开讽刺Devid只是个救生员，问他怎么才能当上救生员，就差把“那谁都能干的破玩意还需要资格证？你只是天天坐在看台上什么也不干。”说出来。他还嘲笑酒店服务员的口音，不料被对方听到，对方一副要哭了的表情，他也只是尴尬，而没有道歉。他用“必须工作”回答任何提议，好像其他人在他眼里都是不务正业，只会吃喝玩乐的堕落分子，而他是有正事要干的，他是个作家呢。诸如此类的数不胜数，表现出Leon是个必须靠不停贬低他人，才能确认自身价值的自尊感非常低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知道Nadja读文学时，觉得受到了无与伦比的羞辱。而其他的人并不怎么在意这件事。他们觉得一个读文学的博士生同时也是卖冰淇淋的售货员，这没什么。但Leon不是，他通过确定Nadja是个没有文学品味，脑袋空空的女售货员，而确认了她比自己低下，自然接受不了这个地位在之后逆转。如果不是自尊心那么强而自尊感那么低的人，不会觉得Nadja和编辑相谈甚欢，就和被编辑否定的自己相比，更高上了，因为那样的人一开始就不会把卖冰淇淋想作低贱的营生。
Leon必须通过排斥和否定别人来确认自己，否则他自己就会堕落为没有价值的人。所以作家的身份对他而言是必须保护住的身份，也是唯一让他有价值感的身份。他不会从关系中获知自己是个值得被爱的人。他对女主是一边在智力上瞧不上，一边又在肉体上被她吸引。因为如果他不贬低女主，他就不能承认自己被吸引了。而他又觉得被比自己低下的人吸引，是个不合身份的行为，所以他在没人的时候偷偷进她的房间，从窗帘后偷看她晾衣服，像个偷偷摸摸的贼一样。他觉得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是作家的身份，所以他把作品拿给喜欢的女孩看，是希望她会崇拜地眨巴眼睛说：你真厉害，居然能写出这种东西，我没你这么有才华，有的地方甚至都看不懂。结果未能如愿，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他就通过更强烈地贬斥Nadja来说服自己，她是错的，她什么也不懂。
Leon对作家身份的精心维护近似于一个演员在演戏。他所认为的写作和有魅力的作家大概是那样一种形象，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小黑屋里，不参加社交，对花花世界的浮华表象不屑一顾，用尖酸刻薄表现自己有所高见，一个人在那儿沉思默想，对自己的工作有极强的使命感，所以必须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写个不停。（他是在演离群索居的普鲁斯特吗？反正不是热爱社交活动的毛姆。）他去海边还把稿子带过去，不游泳也不搭理人，坐在那里，眯着眼睛作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差把一根烟放在他手上，他就可以想象自己是海明威或菲茨杰拉德了。他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把稿子抱在怀里。在庭院里，他把工具在桌子上摆放整齐，上一秒还在偷窥，听到人声，立刻摆出盯着电脑屏幕苦恼的样子。只要有另一双眼睛在场，他就必须扮演作家。否则他怕没人相信他是作家。他是个没什么信念感的演员，恐惧只要脱下戏服别人就不相信他是那个角色。这同样说明，他自己也是不信的。
Leon的演作家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也有点可怜。一个人居然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以致必须靠不停演戏来获得认可，并欺骗自己。这些行为只让他变得更惹人嫌，因为其他人根本不像他那样关心他是否是个作家。他想让自己成为几人之中最“高上”的，却让自己变成了最“低下”的。一个人是不是作家，不是看他演得多像，而是看他写了什么。Leon在度假村的时间里什么也没写，所以他只是扮演作家的非作家。
Leon这个角色之所以这么可厌，是因为每个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讨厌的属于自己的部分。他是个讨人厌的集合体，现实中的人或许不像他那么过分，也可能有过而无不及。我们是否也曾为了脆弱的自尊心而口不择言，是否也曾迷信文学比冰淇淋高尚，是否也曾站在道德高地指责无法理解的人或物，是否也曾因几分学问而沾沾自喜与众不同，是否也曾因为不能接受而扮演不是自己的角色，是否也曾在傲慢地口出恶言后追悔莫及，是否也曾通过“他/她配不上我”来掩盖“怕他/她看不上我”？王尔德说：“年轻人的傲慢是佩戴在胸口最娇艳的花”，是可爱的，但任何形式的傲慢都会伤人，而通过贬低他人来获得的片刻的幻觉也安慰不了空虚的自我，恐惧坠落通过贬低别人是没有尽头的，等到身边没人再提供走上自满的台阶时，我将坠落至最深处。只要看见除了上下，还有左右，每个人都平等地站在平面上，就不会因为我没有站得比别人高而痛苦。傲慢和自卑就消失了。在是作家的时候不看不起售货员，在是售货员的时候不自觉低人一等，世界就平静许多，人们也变得可爱。葆拉蓓尔果然又是不沾染人间喧嚣的精灵。
3. 学习无能
导演在采访中说，这是他在疫情期间构思的电影。当时是疫情的早期，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方法，新闻上天天播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弥漫着一种末日的氛围。当时，他因为感染病毒而隔离在家，那时他决心，如果这一切都能过去，如果他还能再拍电影，他要拍一部完完全全属于年轻人的电影。就此，与以往都不同的Roter Himmel诞生了。它没有内化国家和历史的叙事，四个年轻人被孤立在海边小镇，仿佛与世隔绝，和历史民族都没有关系。片中的年轻人不再是德国和德意志民族的代言，而是成为任何一个国家说着任何一种语言的年轻人。
影片中可以看到导演对年轻人怀有的来自长辈的爱怜和惋惜。片中的四个年轻人，聚集在度假别墅里，整天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不是在游泳打球，就是在吃饭喝酒。他们看起来都游手好闲，不劳而食。是作家的，整天只顾着扮演作家，却什么也写不出来。是博士的，在海边卖冰淇淋，拿酒店的剩菜，关心炖肉好不好吃。是摄影家的，忙着修屋顶，忙着谈恋爱，创作全靠心血来潮。是救生员的，讲奇怪的笑话，给观众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半夜从门口溜出去。从认为只有朝九晚五，在写字楼里拥有自己的小隔间，才算是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工作的传统观念来看，这四个无疑都是“不务正业”的混子。但稍微观察，就能发现这并非是他们自愿的。Leon无疑非常努力地想写出好东西，只是他挤破脑袋也没有。Nadja也不是想放置学业，而是因为没申请到奖学金，没有办法。
从影片的一开始，年轻人们就在反复地经历失败。走到半路车子抛锚，没有通知的新房客，要吃饭没东西可吃，要打车回家遇上交通管制，屋顶修来修去，骑自行车摔倒，不论屋里屋外都睡不着，在海边装帅又闹出笑话，猜想的东西全是想错了，没发现编辑患了绝症，面对山火彻底无力，在病房没法帮忙只能看着，等等。好像这些人（主要是Leon）干什么都不行，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非自愿的无能为力。
他们对于外来的灾难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面对死亡除了接受也别无他法。不仅如此，他们对于自己也没有好办法。不论是一团糟的事业，还是理不清的人际关系，还有那些在内心里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嫉妒和爱慕，怨恨和愤怒，都没有办法。幻想的自我和现实之间有着鸿沟，无法确认的身份摇摇欲坠，对喜欢的人没法开口，对发生的事没有准备，没有一双能观透他人心的锐利的眼睛，也没有能破除荆棘的有力的双手，重复地确认自己的无能，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承受，除了煎熬。就这样在不断重复失败中学习到了无能。
这些年轻人被剥夺了他们本来有权利享受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导演主要的态度。他们本来应当更生机勃勃，更意气风发，本来该充满好奇心什么都要去试一试，面对失败不失去重新挑战的勇气，而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中反复确证自己的无力和渺小，到最后直接瘫软下来。对此Petzöld是抱着深深的同情的，他在采访中说，本来应该由上一辈人提供那样一片自由的天地，但却束缚了年轻人太多东西，也从他们那里夺走了太多东西。联想最近年轻人的现状，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之间居然出现非偶然的同调，不禁让人思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而对于在八十年代度过青春时光的导演来说，这种对比肯定就更加强烈。那是什么都敢的年代，是什么都有的年代，是充满热情和变化的年代，与今日平静的逆来顺受相比，确有大不同。
没有答案，但可能性永远开放。在Leon从隐蔽自己的窗帘后走出来，站到前方时，观众或许可以期待，或许会有什么没装进画面的事情发生，而这未知的或许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