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M+看完电影之后有幸参加了映后会谈，见到了导演和片中的两位诗人。不巧的是，翻译器里本该响起的普通话翻译陷入沉默，只有英文女声流利的转述。于是我只能在耳机里英语和现场粤语的夹杂中勉勉强强的听。许鞍华导演说的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可能因为当时就没太听懂吧。两位诗人，黄灿然说的是翻译对诗歌的影响，廖伟棠谈的是母语创作。正好看电影前在M+的展览里，也有作品是创作者由语言出发，表达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纠结。在此刻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的夹击之下，我深有感触。
...其实严格来说，如果把方言也算做一门语言，那英语粤语都是离我更远的一门语言了。语言的地域性使得起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一种身份认同。对不同语言的使用意味着不同的身份：说家乡话的场景往往是亲人团聚，说标准普通话那意味着远离家乡独自一人，说英语意味着在做一些学术性的活动。语言日常使用之频繁可能会使我几近忘却了其重要的文化符号功能。不过导演意识到了这一点，选择用粤语朗诵诗句，昭示着诗归属于香港。无论是诗人上班时走过的街道，还是坐巴士行经的各个地标，都强调着，这是属于香港的诗。纪录片中拍摄的香港街景，包含着创作者对于香港的眷恋。许鞍华在纪录片里说，好像离开了香港就拍不出好电影，因为不熟悉。
...有人眷恋，但也有人离开，比如两位诗人。我不知道导演是否是有意选择两位离开者作为纪录片对象，还是因为机缘巧合。不过这部在疫情时代创作的电影，横跨两岸三地拍摄想必克服了诸多障碍。从此角度出发，或许可以窥见导演细腻的心思。黄灿然戏称自己是“经济逃亡者”，因为香港花销大而选择迁居深圳，却也有舍不得的那杯茶餐厅的咖啡；廖伟棠现在在大学教书，兼顾各种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却也会翻看年轻时的照片，回忆自己作“极左”分子参加的活动。他们也眷恋，但仍然离开。
与其说许鞍华在谈诗，不如说在谈香港文化。诗人向何处去？香港文化又向何处去？抑或说，香港向何处去？在往日强势的文化语境下香港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很自信的；如今的香港文化输出已经不复昔日光彩，粤英中的三重语言使得香港在身份认同上有着更多的纠结。虽然许鞍华强调自己是一个positive的人，但影片中流露的落寞逃不过观众的眼睛。诗人写诗，影人拍片，企图重塑香港文化的影响力让香港继续保持强势的认同。所以他们强调翻译的巨大作用，强调母语创作的必要性，其实是对于自己文化偏爱的保护。
映后有观众提问，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还算是香港作品吗？廖伟棠说，当然算，用犹太语都算。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动文化冲击使得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让人不安，是一种仿佛要被斩草除根的不安。不过创作者不止有他生长的地方，更有他作品的精神土壤。这片土地不一定是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划，甚至也不一定是某个特定语言区，但一定是给予过作者或者作品灵感滋养的文化。作品是永恒的，即便沧海桑田，生老病死，只要作品创造出来后，就可以成为文化的永久栖息地。文化在作品中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