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究竟是个怎样的年份？同一年，Prince用一部半自传体的《紫雨》宣告了流行之王的华丽加冕；而早两年，平克·弗洛伊德那堵令人窒息的《迷墙》已经筑起，将摇滚乐的戏剧性与哲学思辨推向了前所未见的高度。然后，在大洋的这一边，YMO——坂本龙一、高桥幸宏、细野晴臣这三个穿着红色制服的年轻人，却在他们的演唱会电影里，冷静地“焚毁”自己的舞台与形象。

我由衷地敬佩YMO 。当西方同行在用电影拓展音乐的叙事边疆时，YMO却在做一件更“叛逆”的事：他们用《烈焰焚音》解构自身，把一场流行盛宴变成了一场关于偶像、消费与身份的观念艺术。那种冷静的锐利，与《紫雨》的灼热、《迷墙》的磅礴截然不同，却共同构成了我心目中1980年代文化生命力最迷人的证据——那是一个如此包容的竞技场，允许全然不同的天才，以截然相反的方式，重新定义“音乐”与“视觉”可以是什么。

也正因此，坂本与高桥的离世更让人可惜，我的这种怀念，不止是对一位伟大艺术家的追思。我怀念的，是那个似乎允许一切实验、赞赏一切锋芒的时代气质。他晚年说：“假如延长一分钟的生命，相应地产生新曲子的可能性不也增加了吗？” 这句话里的倔强与热爱，和《烈焰焚音》里那个亲手点燃火焰的、年轻的坂本龙一，一模一样。电影中焚毁的，是一个符号；而他在岁月中留下的，是无数无法被焚毁的声音。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才华：它从不被时代淹没，反而定义时代，并让后来者如我，在每一次回望时，都感到一阵振奋与怅惘交织的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