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年会不能停》和《大明王朝1566》进行对比
观影结束过后，我迫不及待地把两者进行比对，探索着这两者的可比性，收获颇丰。
《年会》的开篇很耐心地铺垫了时代的变化。旧时代大厂形态的解体是他的标志。随着高铁的行进、城中村的旅馆和对写字楼的仰拍这些镜头语言，主人公胡建林以跨越时代的形式闯入了这个庞大的体系之中，无论是着装还是神态，他都是这个体系的异类。
...同样是体系的“例外”，同样是体系中不入流的出身（举人），同样是体系的闯入者。《大明王朝1566》之中所渲染出的主人公出场是踏着草鞋、头顶斗笠走过一片烟雨的，在此之前，海瑞就已经在心中磨砺好了那一把斩断腐朽的利剑。
...在这两个相去甚远的文本里，他们都走向了同一个结局——死谏。这也是我选择比对这两者的最直接原因。
在这两场死谏之间，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的不同点。胡建林是怀着极其强烈的身份认同，而意外被赋予了新阶级的身份。因此，把“制作锤子”作为干部培训的内容、尽职尽责点员工名字、理所当然地给员工加薪等桥段成为了全篇前半段最核心的喜剧效果，喜剧效果来自于他异端意识的闯入与碰撞。导演董润年在采访中说，本片在结构上借鉴了刘宝瑞的《连升三级》。但在我看来，他在内核上却把张好古（主人公）那纨绔子弟的“文盲”与“无知”改编成了朴素的工人阶级价值取向——既作为一种全新的“无知”，而更可以反映成是时代变迁的产物。
...《年会》在人物设计上选取了丰富的对照组，这一点同样也贯穿于《大明王朝》之中。但同海瑞不同的是，胡建林是在“无知”之中走入体系的，不自觉地便饱受于体系文化的同化、异化，而海瑞则是在深谙官场之理、深觉天下大弊的基础之上，甘作一把利剑，因而他会作出自觉后的一系列反向行为。
举一个例子，在作为陪审官去杭州审理案件时，海瑞主动要求把杭州官府给他安排的豪华客栈规格降低，把屋里多余的灯挑掉，只留一盏用来写字阅卷，这个行为是海瑞用来表达心志而刻意为之，因为他知道“超规格的接待”是这类官场文化对他侵蚀的其中一步，熄灯的意图与关心耗了多少灯油并无关系。其他的例子也贯穿在整个文本之中，把海瑞的形象完全扎牢。
...回到《年会》的现代。在科层制之下的各级经理、高管们所构成的庞大集团，把持着整体的企业文化取向。自进入集团总部的第一刻起，胡建林就被这个体系之下催生出的“圆滑”代表马杰克不断地输入着整个互联网企业的“新文化”，一系列的新词汇迅速涌进胡建林脑中。这些含混的话是同产业工人所接触的文化大相径庭的。我们难免要察觉到，官僚集团利用类似文化所推行的隐形剥削，都在这一过程中非常巧妙地隐蔽在“优化”、“颗粒度”等等词汇背后，无论是将业务堆积给下层、甩手不管，还是明为“广进计划”实为裁员卸包袱的政策。
在胡建林的真实身份被发现后，托马斯和托尼所代表的高管利益集团非但没有将他清除，反而迅速地告诉了他“当领导的技巧”，将他迅速纳入和同化到自己的阶层之中。随后的同化过程里，对于流于物欲和消费主义的陷阱，主人公呈现出毫无抵抗力的沦陷，如同印第安人接触欧陆的传染病一样。出没于各类消费场所也好，对工作和权力运用的随意也罢，蒙太奇向我们交代了这个迅速而自然的沦陷进程，直到最终他在无意识之下优化掉了三百多个自己的“工友”，剧情才迎来关键转折。
这里我再次找出了两个文本的不同点——“死谏”的动机。和海瑞相比，胡建林绝对不是自发的“死谏”。
...通过人物的言行和镜头语言，胡建林获得了一次人物弧光的呈现。胡建林怀着一种背叛的罪孽感回到老家查案，此时他脱下了西装革履（丝绸），穿回了工服（布衣），他看到失业的工友们流落街头，人物思想发生了彻底转换，死谏的念头才因之而生。在这场转折之中，胡建林是一直由外因驱动的，只有失业工友的出现才真正唤醒了他沉睡的意识，促使他觉醒了“回归”的念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同化已经无限接近于成功。
不难看出，导演董润年寄希望于将工人阶级内心朴素的道德感发掘出来，而非导向更为黑暗而堕落的发展路径。外因驱动下意识的觉醒，宣告着官僚对于胡建林异化的失败，这样的安排难免充满着创作者的愿景。
在看了《人物》对于董润年的采访后，我逐渐意识到导演对于工人阶级的“信任感”从何而来，因为我们恰巧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八零后，他成长在大厂形态的城市之中，也见证了烟囱的爆破和大厂的转型，这个片子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一种致敬家乡的手法。
...而海瑞和胡建林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海瑞自始至终都在规避同化，自始至终都在对自我进行“正本清源”。海瑞既是官，而更是民。或者说，他除了自身的信念感外，不将自己归属于任何阶级之中、任何群体之中。所以《大明王朝》的海瑞，没有弧光，只有整个体系与他信念感的相互博弈。
...大明官场盛行“为官三思”之道。按照刘和平的话来讲：“什么叫三思？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变！知道了危险就能躲开危险，这就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这就叫思退；退了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儿错了，往后该怎么做，这就叫思变！”
...马杰克的行为恰巧同“为官三思”式的逻辑相吻合。在这样的企业管理制度之下，层层向下欺压、向上欺瞒的环境里，马杰克即使早早发现胡建林的身份问题，也只能选择隐瞒。在影片里这一段交代的很明确：马杰克脑子里迅速推演出了peter对自己的问责过程，最终会导致自己背责而失业。到后面胡建林沦陷，马杰克又几乎对其身份扭曲完全麻木淡漠，这是他潜意识里的理所当然。“为官三思”的广义是一种体制之中的生存之道，体系愈大，价值愈被扭曲，错的并非是积攒“为官三思”的智慧，错是错在凡事皆为“三思”，凡事皆是沉默、顺从与规避。
马杰克所代表的是城市大企业打工人群体的思维，倘若周遭皆为马杰克，剧情推动则会更艰难，因而penny这个角色的设计十分关键。一方面“外包”的身份境遇赋予了penny对体制思考的空间，一方面她本人也代表着打工人群体思维的b面，对于已存在的符号和不成文的惯性思维持批判的态度（这里不得不提到她同时作为女性，在这个体系当中所遭遇的凝视和骚扰问题）。所以潘妮会对沉沦的胡建林发问，会在天台上居于胡建林和马杰克之间去成为三人组意识整合的催化剂。
...在年会歌曲的表演当中，马杰克会忘词，可潘妮却完整地演绎了全曲；死谏过后，作为a面的马杰克升职加薪，而b面的潘妮放弃了转正的机会，奔向远方，作者悉心而反复地强调着a与b的差异之所在。但总的来说，打工人的a与b，都已经和仍会回归工厂的胡建林大为不同了，这同样是“胡建林们”没跨过的时代之变。
四、最大的贪官，还是最大的正义？
众和集团的广进计划，在实质上与大明的“改稻为桑”十分雷同。在影片后半段，徐云峰代表他背靠的势力道出了广进计划的目的，即催化企业的转型。同时也把剑锋指向了整个转型之中最大的阻力——胡董事长。长期以来是胡董事长本身对于制造业的情怀制约着“互联网转型派”的步伐。广进计划的落地最终将服务于这一派别的利益，伤害的是广大底层员工。
...同样的，刘和平在《大明王朝1566》中所编排的“改稻为桑”国策（并非史实），实际上是地主阶级赤裸裸的土地兼并，是严党等食肉者用来稳固朝局、补足国库亏空的手段，伤害的同样也是广大的浙江老百姓。
但《大明王朝》文本之深邃就在于，严党的衰亡并非是正义的降临，杀掉了贪官也并不会让大明朝转好。严党的背后隐秘着最高权威所加固的贪欲，那就是嘉靖。嘉靖在文中的形象几乎凝合了千年来的君主之为，那些宫闱繁琐礼仪、修道神秘之术、密信与特务机关的恐怖集于一身而无孔不入。“严党”只是一种化身、一种挡箭牌，而最大的贪官是嘉靖本人。
...同为最高掌权者，胡董事长代表最大的正义，嘉靖代表最大的贪官。胡董事长会凭借情怀恢复工厂，嘉靖则并不在意毁堤淹田伤害了多少百姓。这是两个文本最大的不同点，是相似的设定中两个截然不同的落脚点。
《年会不能停》作为一部喜剧，他已经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幽默包袱和揭露问题，纵然，是存在着诸多创作者的美好愿景的。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年会》之中的“正义降临”并非整个矛盾的最终良药。
五百年后，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海瑞”，不一样的“嘉靖” ，以及如出一辙的官僚主义。
——————————导演采访链接附在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