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光的山》里，你和意大利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谈到，要一直走下去，走到世界末日。
梅斯纳尔说他想要在喜马拉雅山里，一个山谷接一个山谷地走下去，义无反顾。他说，要不就是他完蛋，要不就是这世界先完蛋。“我完蛋的时候这世界是什么样子，估计这世界完蛋的时候，应该也还是那样子。”我也向往着，能有那么一群背着皮挂包的哈士奇跟着我，就那么消失不见，就那么一路走下去，直到所有一切都被抛在身后。不停地走，走到再无前路可走的地方，或者干脆顺着河流，往下游漂去。这就是我梦想的归宿，要不就是死于敌人的一枪，要不就是这样，总之是二选一。
20世纪70年代，包括梅斯纳尔在内的几位年轻登山家，纷纷用起了全新的登山方式。他决心要像爬阿尔卑斯山那样，来爬喜马拉雅山。结果，地球上全部14座高度超过8000米的山峰，他都在不依靠大队人马、数百挑夫的情况下，成功登了顶。他是无后援，只靠一个背包便去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第一人，也是不背氧气罐一一他称之为“公平手段”——就爬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是登山界公认的传奇人物。另一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位著名的意大利登山家，切萨雷·马埃斯特里( Cesare Maestri) ，他爬山的方式，是靠着电锤、锁具和钻头，硬将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拖上顶峰。（拓展阅读：《悲情英雄：Cesare Maestri 1929-2021》）所以他每次登顶都要耗费数周。这做法真是荒唐可笑。给我那套设备，再加上3个月的闲工夫，我也能爬上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他这种做法，就是对冒险精神的歪曲。他所到之处，也让那些高山跟着他一块儿蒙羞、受辱。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由攀登”的登山方式，它最早出现在加州，攀登过程中，绑在身上的绳子仅起保护作用防止事故发生。尽可能地少用、不用技术设备、这令梅斯纳尔被尊为现代登山运动之父。他有着了不起的生存手段，不光技术上炉火纯青，而且很懂得审时度势。在评估风险这件事上，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道拉吉里峰他尝试攀登过两次。一次因为雪崩的关系，在距登顶仅150米的地方原路折返了。另一次他一连几天，只能由望远镜里看着南麓的一连串雪崩，悻悻而归。最终，他在1985年才和登山拍档汉斯·卡默兰德尔( Hans Kammerlander) 成功登上了顶峰。
《发光的山》的出发点，是我向自己提出的一组问题。那些登山家尝试去做如此极端的事，他们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他们追逐巅峰的内心驱动力是什么? 梅斯纳尔曾在南加帕尔巴特峰上失去一位亲兄弟，外加他自己的好几根脚趾。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非得又去爬了一次？像这样的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曾经问过他：“永无休止地爬山，你不觉得这么做，稍微有点太疯狂了吗？”他回答得很简单：“创造者，必疯狂。"我始终觉得，他身上有着蛇的智慧，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他曾告诉我说要他解释为什么非得爬山，那就像要他解释为什么非得呼吸一样，没办法解释。
拍摄《发光的山》，原本是想为我计划中更重大的一部作品做个铺垫。我想在乔戈里峰拍部剧情长片，那是喜马拉雅山的第二高峰，危险程度甚至超过珠穆朗玛峰。既然要做准备，我就想到，不如先去那儿拍一部规模相对较小的短片，权当试水。照理说，我本可以像平时那样，以最快的速度先写个剧本出来，但这一次，我觉得有必要先去那个环境下，亲身体验一把。我希望可以就此先摸摸情况，了解在这种地方拍摄电影，有可能要面对的物资困难和技术障碍。为剧组那么多人提供补给，其可行性又如何？结果，拍摄《发光的山》时，我们遇到了极端低温，胶片还没来得及塞进摄影机，就已经像干面条那样折断了。在距离我们1600的地方，一场大雪崩击中冰川，威力宛若横向炸开了一枚原子弹，激起的一大团雪花冲我们袭来，将营帐悉数抹平。我当即做出决定，在这里拍剧情长片的计划，需从长计议。
梅斯纳尔谈到了他兄弟的死。
梅斯纳尔善于作秀，深谙媒体之道，上过欧洲各大电视台里所有各种脱口秀。我很了解，我拍这部电影，肯定会深挖内幕，有可能会谈起他兄弟的死。我告诉他，“涉及某些问题时，我会走得很远，但你可以为自己辩护。”梅斯纳尔知道，我不会对他心慈手软，因为电影这东西本就不讲究心慈手软。
一开始，想要让他在镜头前内心流露，并不容易。开机后我们拍摄的第一段戏，是在南迦峰山脚下完成的。我们坐着车，连夜赶路，第二天一早醒来时，已能看见前方的南迦峰。当时天空万里无云，那景象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我叫醒了梅斯纳尔，让他站在了镜头前。他拿出了自己和媒体打交道时常用的那套说辞，我立马喊了停机。“我这部电影可不想这么拍，”我告诉他。“我想要的，是看看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梅斯纳尔露出惊讶的表情看着我，陷人了沉默。他能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我随时都有可能放弃这片子，干脆不拍了。快入夜时，他对我说，“我准备好了，一五一十都跟你说。”他泪洒当场的那段戏，究竟要不要剪进去、起初我也犹豫过。最终我还是告诉他：“你这辈子做过的那些脱口秀，全都没什么人味儿。可这次，你真性情的一面，忽然就露出来了。你不再是过去那个只知道如何完美征服一座座山峰的运动家了。所以我不打算把这场戏剪掉。”等他自己看过样片后，也对我们不流于表面的拍法，感到十分满意
片中他们攀登的是哪座山?
攀登8000米的山峰，被视为壮举，但世上所有8000米高度的山峰，他已经都爬过了。登山时，上山一条路径，登顶后再从另一边爬下去，被视作特别了不起的成就。而梅斯纳尔与卡默兰德尔那一次要做的，是一口气翻过2座8000米的高峰：迦舒布鲁姆I峰和II峰。在那以前，从没人试过这么穿越。而且他们那一次，没带氧气也没带挑夫，这种做法着实勇气可嘉，至今为止也再没别人尝试过。他俩是凌晨2点出发的，周围一片漆黑。因为只能带很少补给的关系，两人行动的速度很快。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想要跟上他们，而且还得拿着摄影机，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你在片中看到的那此登顶后的画面，都是梅斯纳尔自己拿着机器拍的。动身之前，他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说不定，我们就会死在半路。如果10天内都没有我们的消息，那一定是凶多吉少了。等救援到，估计要20天，我们根本不可能捱那么久。所以，万一真这样了，你要继续完成这次登山，我的钱都存在了哪里哪里，你替我取出来，把挑夫的账给结了。”之后他再没多说半句，转身就走了。
我最初只走到大约5000米高度的大本营，然后在那儿遇到一队西班牙登山者。他们要继续往上，去清理一些补给站，于是我也获得允许，连上他们的登山绳，一块儿又向上爬了1500米。他们选的这段路，沿着冰川向上，一路又险又难，大如办公楼的冰山，缓缓移动，彼此之间隔着深邃的裂缝。西班牙人爬得也很快，到达营地时，没能完全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我，已明显有了高反症状: 为什么都提不起劲来，浑身发沉，坐倒在地上。这情况不由我不提高警惕，于是决定下山先回大本营。照理说，那些西班牙人本该阻止我才对。总之，我就那么愚蠢地，自己一个人踏上了回程。我选了最笔直的一条路径，也没有跟着插好的旗帜走，那是一片白雪皑能的冰川，我险些落入一道900多米深、被积雪覆盖的裂缝。感觉就像是差点坠入无极之中。
你是冒险家吗?
时至今日，还标榜自己是“冒险家”的人，那只能是自取其辱。我从来都没有为了拍电影的缘故，做过任何冒险的事。总有人爱瞎传，说我拍电影时爱故意为难自己。那样的误会，真是大错特错。如果 《陆上行舟》在纽约中央公园里就能拍出来，那我高兴都来不及呢，但问题是，中央公园里并没有热带雨林。不然的话，我大可以在第五大道的公寓里待着，由窗口探出头去，就能把这片子给导了，就像是几年之后的《石头的呐喊》(Scream of Stone)，如果能在慕尼黑拍，那肯定再好也没有了，我大可以每天拍完回家睡觉。登山家或许有他们的动机，偏要去挑战最难走的路线，但我肯定不是这样。要是我也故意给自己找麻烦，那肯定一部电影都拍不成。因为拍电影本身就已经够难的了，而且我这人运气也不好，总被类似菲兹卡拉多那种梦想陆上行舟的人物所吸引。所以说，我从没想过要刻意去冒险。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之所以会有这一切，纯粹只是因为我想做好自己这份工作。
探险 ( exploration )与冒险(adventure) 之间，存在差异。我好奇心重，总爱寻找崭新的画面与庄严肃穆的地方。虽说常被人贴上“冒险家”的可鄙标签，我本人对此始终是断然拒绝的。在我看来，只有人类历史早年的男男女女，才配得上这称号，比如说那些向着未知领域进发的中世纪骑士。从那之后，冒险家的概念，就开始变味儿了。到现如今，谁再提这三个字，那根本就只会让人觉得丑陋、可怜、尴尬。像夏尔巴人、巴尔蒂人和瑞上人这种，他们原本就住在大山里，按照传统说法，环绕周围的那些山峰，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攀登。不想就那样打破了大山的庄严肃穆。面对山川的壮丽，他们没想过要去做些什么。而那些无聊的英国绅士，基于某种糟糕的哲学，先是为了爬山而爬山，随后又你争我夺地追求起南极第一人的虚名。其实说穿了，南极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只不过是水和浮冰而已，能让人想到的只有死鱼一一惨白、腐烂、浮肿、肚子朝上地一一漂浮在脏水里。再然后，那根本就变成了爱自我推销的人你争我夺的舞台。当代冒险家谈起自己的旅行时，爱用军事术语：“我们征服了山峰”或是“由珠穆朗玛峰凯旋归来”。我实在是受不了这套说辞。那就像是回到1910年，你刚从非洲回来，忙不迭地在淑女小姐面前炫耀，说你杀了多少头大象，你有多牛。但你试试看，在现在的派对上再说出同样的话来，肯定会有人直接拿香槟酒泼你脸上
我尤其讨厌那种伪冒险主义，爬山的目的变成了探索自我的极限。在这一点上，我和麦斯纳有过争执，因为他出现在媒体面前时，故意按着“伟大的冒险家”的概念来塑造自己的风格。那我也可以去尝试，做第一个赤脚爬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或是第一个倒着跑过撒哈拉沙漠的人，反正《吉尼斯世界纪录》里这种无厘头的东西多着呢。现在你甚至可以在旅行社订到“冒险假日行”，去新几内亚岛上拜访猎头部落与食人族。早已变质的“冒险主义”概念里，现如今所充斥的，正是类似这样的荒唐事，实在是让我觉得很没意思。另一方面，我喜欢那个驾驶雪铁龙 2CV 老爷车，全程倒挡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法国人。还有像是“啥都吃先生” (Monsieur Mangetout) 这样的人，他连自己骑的自行车都吃了，好像还要吃一架双引擎飞机。真了不起！
这人已经死掉了。
是吗? 好吧，但像这样的人，肯定还会再出现的。
本文节选自
《陆上行舟：赫尔佐格谈电影》
中信·雅众出版 2018年
黄渊 译本
本文仅供个人学习使用。
本文中个别错误经过我简单校对。
几年前，有一次我受邀采访梅斯纳尔。我说，我觉得《发光的山》是目前为止我看过的关于您最真诚的一部作品。这里面有您的骄傲，也有让您哭泣的往事。
梅斯纳尔撇撇嘴，说，well……时至今日，再回忆当年的故事有些遥远，但你说的没错，这部电影是赫尔佐格拍摄的，他是一名天才导演。他和我们一起去往迦舒布鲁姆大本营，拍摄了这部电影。与此同时，我还拍了一部关于南迦帕尔巴特的电影，但还没有上映。这部电影下个月将在法国和德国公映。这部电影同样深刻剖析了我在攀登时的内心世界。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制作了一系列影片，但还没有在国家电视台上映。我认为这些影片如同赫尔佐格的电影《发光的山》，都处于同一水准。我很喜欢它，赫尔佐格导演的电影角度很特别，但确实是很天才型的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