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再说这部电影在影史上的独特性，里维特成功地做到了在拍电影的同时解构电影，16mm胶片卓越的感光度将一切事物都置于一种幻觉般的凝视之下。
里维特电影的中毒性来自于他呈现出的影像所具有的反身性，一切关于电影的思考最终都会返回到观众自身，就像戈达尔在《一切安好》中尝试说明的那样。当《出局》迎来了最终结局，一切都奇妙地回到了原始状态，Colin又退化回了“聋哑人”，对于他来说这像是某种保护身份。
Emilie望向镜中，只能看到自己的无数分身被困于这块闪光的碎片中，它们互相碰撞、反射、重叠，仿佛在空旷山谷中不断回荡的回声。
...里维特创造出了某种“镜像叙事”，《出局》的叙事逻辑恰好建立在对叙事本身的破坏和颠覆之上。这体现在随处可见的“无效的对话”之上。与其说在部电影旨在思考语言的功能，不如说它是在思考语言的瘫痪、无序、矫饰，以及处于不同频次上的表意系统——异文化语言、文本、字谜等等——之间的龃龉。
在第八集中，发生在Emilie和Sarah之间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Sarah始终在重复相同的疑问，而Emilie时而回以沉默的哭泣，时而无意识地重复着相同的回答。这是一种毫无方向的对话，迟疑着、重复着、循环着，疑问永远得不到回答，或者说无需回答，因为问题自身构成一种回声系统，在Emilie和观众的心中勾起阵阵涟漪。这样一种非功能性的对话（或者说是交流系统的瘫痪）与对话本身所具有的剖白、揭露、厘清的功能完全背离。
...在这段对话的开始，当Emilie和Sarah开始提到一些具体信息时，对话甚至完全被口琴声打断。音轨的错位阻止了信息的有效传递，观众成为了这段对话中彻彻底底的局外人，这也使得整个画面看上去是对聋哑人日常生活体验的某种模拟。
当我观看这部电影时，我总在问自己“我在看着什么”或“出现在我眼前的究竟是什么？”事实是绝大部分时候我都发现自己在看着一段毫无意义，与所谓的“主线故事”毫无关系的对话，并且很可能是演员的即兴发挥，比如Pauline商店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烤箱，Pauline的外婆会做很好吃的大黄果酱，她的鹦鹉前段时间飞走了。这段情节发生在第五集，同时画面中还有几位无所事事的人物，他们似乎完全无心参与这种毫无生产性的闲聊。
...在很多类似的段落中，里维特电影中叙事的缺席反过来启发观众去思考叙事的生产性和人为构建的特性。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必须要有完整起承转合，最好每句台词都暗示一些只有细心的观众才能发现的信息，最好每个人物都在他们应该出现的地方，都发挥一些或大或小的作用。
但《出局》最大胆的地方就在于对传统叙事逻辑的公开反叛。电影自身也拥有某种外表-内在二分地形学结构，通常由闪闪发光的奇观化视听语言与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内在叙事构成。里维特、戈达尔所做的就是通过破坏电影的结构完整性，强调每一种要素（声音、影像、叙事）之间的冲突、分离和割裂，从而形成对电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的破坏。这正是罗森鲍姆所说的里维特电影的巴别塔属性。当然在《出局》中还有对巴别塔属性的更直观的呈现，比如第二集中出现的用德语朗读的歌德，用英语朗读的雪莱，以及马达加斯加谚语。
...在第三集的开头，由侯麦（侯麦和里维特的影评写作都受到巴尔扎克、19世纪文学的深刻影响）饰演的巴尔扎克研究者向Colin解释到：“阴谋、秘密结社、魔法是巴尔扎克小说的核心，但《十三人故事》又与这些毫无关系……可以说，巴尔扎克早期小说中出现的这类小团体更像黑帮，他们的行动出于私人利益；但随后他的小说中出现的社团往往有现实的参照物，并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阴谋、秘密结社、魔法，这正也是里维特电影的三个关键词，尤其是在他的巴黎三部曲（如果能够这样定义的话）——巴黎属于我们、出局、北方的桥——当中，当然还有《塞琳与朱莉出航记》。但在《出局》当中，我们从来都无法接近阴谋，因为叙事时常被无关紧要的细节（里维特电影中那种对细节的近乎偏执的过度描绘也是受到巴尔扎克作品影响的产物）、无归属的对话、完全即兴的排练片段、几段戏仿刘易斯《猎鲨记》的诗歌所干扰。但正是“无法接近阴谋”这一事实使得阴谋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烈，以至于让人产生一种阴谋无处不在的错觉。就像《巴黎属于我们》中的比喻，“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也许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在构建完整叙事这件事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一种对轮廓的描摹，就像里维特后来在《不羁的美女》一片中所呈现的那样，只是到达一幅作品之前必经的道路，真正的画作（真相）永远被藏在砖石之下。这条道路布满洞穴，连接着无数分岔的小径，其自身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没有人知道尽头在哪里。这并非代表生活是无意义的或不可知的，而是如果你愿意就生活的某一处细节抓紧不放，那么你很可能陷于某种狂热的幻想之中，一切细节背后都折叠着死亡的入口。
回过头来看，通过那些可以被读取的对话，我们只隐约地知道Pierre/Warok/Lucie/Igor/Thomas/Etienne这几人在两年前的1968年组成了一个小团体，Pierre是个理想主义的建筑家，Lucie是律师，Etienne是沉稳的商人，Warok是教师。但他们现在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后五月阶段的不适感。
1968年5月曾经在现实中制造出了一条窥探乌托邦的裂口，或至少让人看到了某种可能。但那些旺盛的行动力、高谈阔论的激情早已化为淡淡的怀旧（“怀旧”在这个语境下是如此讽刺），普罗米修斯带来的火种渐渐冷却。Thomas想要在戏剧中延续1968年5月创造出的平行时空，但最后他却在沙滩上孤独地远去，只留下那件白色大衣。
...《出局》中所呈现出的后五月状态其实是一种失语，无法准确而直接地言说那段经历，就像小团体成员们那些语焉不详的对话一样；但同时又不得不言说，或许可以用他者的语言描绘（比如第二集中借助异文化来理解普罗米修斯），但无法做出任何主体性的言说（剧团成员无法用“我”的口吻说出普罗米修斯的感受），因为任何言说都会变成对亡灵的召唤。
当我重新思考这部电影中对“团结”的呈现时，我发现那些看似无法理解的排练的情节才是对团队关系中最美好的一面的描绘。Lili的剧团似乎想要尝试身体与声音的分离/再结合，Thomas则在即兴排练中多次强调“你必须照顾别人的感受。”里维特对类似的排练场面的痴迷几乎体现在他所有的电影中。剧团似乎是一种最理想的组织形式，他们共享同样的文本，拥有相同的目标，每天都花大量时间与彼此交流，这使得成员们之间的关系无比接近“同志”。或许正因如此，小团体中唯一从事剧团工作的Thomas才想要修补与“团体”的关系，以及与Lili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再次与世界相连、与他人相连？还是说就连戏剧都终究会变成个体的私语，就像《真幻之爱》中所呈现的一样？
电影中那位没有名姓的民族学家说道：“很多民族学家，会发现他从事的工作是关于他人的独白，而不是与他们对话，也不是教会人们思考他们自己，并最终思考作为民族学家的自己。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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