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薩維蒂提出了那個問題：一個故事到底屬于從精神層面上創造它的人（編劇），還是屬于從身體上賦予它具體形态的人（演員）？我們看到Myrtle是如何在出賣自己身體的同時被故事的邏輯所入侵、所折磨，并最終殺死了一部分的自己。她面臨着“雙重出賣”的困境，作為演員，出賣自己的身體和不被打擾的私生活空間；作為女性，出賣自己的尊嚴，以及那個被傳統的男性凝視所規定的女性形象——在舞台上，被羞辱是女演員的義務。
她企圖在虛構的角色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從而去捍衛自我，但卻被叙事的虛構性質所愚弄。Myrtle需要飾演她的第二個自我，這個角色喚起了她對于演員這一職業的恐懼，随着表演技巧的成熟，她再也無法作為故事的旁觀者感知故事中的情緒，她離她的觀衆、她自己的生活越來越遠，直至失去掌控。這個角色也提醒着她，她早已錯過了擁有第二種人生的可能性。
當卡薩維蒂在銀幕上呈現出一幅巨大而不穩定的面孔特寫時，他仿佛在問，這幅面孔背後是什麼，下一秒她又會變成誰？一個主動袒露内心的講述者，還是一個被動出賣自己的扮演者？戲中演員在舞台上說出的台詞未必就隻屬于舞台空間，而那些本不屬于他們的對話，本來隻作為話語的延伸而出現的動作，在發生之後就無法更改，意義從這一身體性的時刻開始不斷地向外擴散。舞台表演強調同步性、同時性，因此在舞台上沒有過去，一切都發生并且隻發生在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