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特林·特拉特纳（Kathrin Trattner），德国不来梅大学宗教学与宗教教育研究所暨媒介、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文化与媒介（特别是游戏与电影）。
原文刊载于奥地利《标准报》（Der Standard）“宗教学博客”专栏，链接为https://www.derstandard.de/story/3000000214413/die-religionsgeschichtlichen-hintergruende-von-des-teufels-bad
原文作者与译者对本片的评价互无相关性。翻译未经原文版权方授权且疏漏颇多，谢绝直接引用。
18世纪中叶的上奥地利地区（Oberösterreich），一位手捧婴儿的妇女站立在瀑布边缘，亲吻、抚摸着小生命。只要观看过维罗妮卡·弗兰茨和赛佛林·费奥拉新作《恶魔之浴》的预告片，任何人都能猜到之后会发生什么。本片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讲述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现象：在启蒙运动初期，特别自1650年起，德语区频繁发生被18世纪法学家称为“间接自杀”（mittelbarer Selbstmord）的案件，即谋杀的目的在于使自己被处决，从而逃脱直接自杀所带来的永世诅咒（ewiger Verdammnis）。在 400 多起有档案留存的案件中，相当数量涉及女性，而且受害者往往是孩童。
来自历史的惊悚
维罗妮卡·弗兰茨和赛佛林·费奥拉的第三部长片再次突显了母亲身份/母性（Mutterschaft），而这一主题在二人的恐怖片首作《晚安妈咪》中已发挥了主导作用。《恶魔之浴》的灵感源自一期播客节目，后历经十年的不断发展。本片于今年二月的柏林电影节荣膺银熊奖，近期又在奥地利对角线电影节（Die Diagonale – Festival des österreichischen Films）上收获颇丰。本片值得一看的原因不仅在于马丁·恰吉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影技术以及安雅·普拉施格、玛利亚·霍夫斯塔尔和达维德·沙伊德的精彩表演，更在于其中对宗教史与法制史学术研究的密切关注。
本片的核心人物是新婚妻子、年轻的Agnes（安雅·普拉施格饰）。她在新婚丈夫Wolf（达维德·沙伊德饰）的生活圈子里备受冷落。那是一个没有温情的世界。在强势婆婆（玛利亚·霍夫斯塔尔饰）的注视下，Agnes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而她作为年轻女性的敏感和虔诚却无法得到理解。Agnes逐渐脱离现实，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最后她发现无路可走，只能面对与那位被处决者相同的结局，成为山坡上陈列着的另一座戒碑。
“代理自杀”（Suicide by proxy）：间接自杀现象
历史学者凯茜·斯图尔特（Kathy Stuart）的研究在《恶魔之浴》的历史考据部分发挥了核心作用。她于2023年出版的著作《近代早期日耳曼的代理自杀：犯罪、罪过与救赎》（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rime, sin and salvation）[1] 谈及了上奥地利的埃娃·利兹费尔纳（Ewa Lizlfellner）案，而《恶魔之浴》在很大程度上改编自该事件。根据上奥地利州档案馆的法庭文件，1761年11月，上奥地利地区年轻女农民埃娃·利兹费尔纳将一名两岁的男童扔进了特劳恩河（Traun）的湍流里。随后，她供认了自己的重罪，并要求被处决。该档案还显示，利兹费尔纳几个月以来多次向家人表示，自己不愿继续活下去。[2]
...这些现象在18世纪也被称为“因厌倦生命而谋杀”（Mord aus Lebens-Überdruss）。[3] 斯图尔特则使用“代理自杀”这一概念，以强调该重罪的交易属性。[4] 这些谋杀的实施都基于特定意图，即“赚取”（杀人者）自身的死亡。斯图尔特认为，孩童是最常见的受害者，因为（人们）相信，尚无罪过的孩童在往生后必能得到救赎。与直觉相悖的是，谋杀无过错孩童并因此被处决在罪过上比自杀更轻。自教皇奥古斯丁（Kirchenvater Augustinus）将自杀与《圣经》第五诫“你不可谋杀”建立直接关联起，自杀就被天主教教义视为大罪（Todsünde）。
利兹费尔纳行为背后的逻辑在于忏悔的可能性。正如斯图加特的解释：“无论所犯之罪多么令人发指，忏悔都会带来赦免。这种处决仪式的宗教框架意味着可怜的罪过之人的死是一种善终（a good death），甚至是基督教末世论中的受祝福之死（a blessed death）。” [5] 自杀将招致永世诅咒，因为犯下此种大罪者已无法忏悔。“间接自杀”则提供了获得救赎的可能性。
一种天主教的（女性的）现象？
斯图亚特在书中分析的案件并不限于天主教地区。在新教地区，这类出于自杀意图的孩童谋杀案件甚至出现得更早，且留有更多的档案记录。[6]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在猎巫（Hexenverfolgung）接近尾声或结束后才逐渐出现的。斯图尔特认为：“当法院不再被猎巫工作占据后，这些基督徒新实施的仪式谋杀案才重新出现在案卷中。猎巫的叙事为自杀式孩童杀手提供了文化模板。” [7] 尽管此时欧洲的猎巫已基本结束，但其历史与自杀式孩童杀手的历史密不可分。
一方面，杀婴往往被归咎于女巫以及其他被教会宣布为敌视基督教的人群，比如犹太人。另一方面，正如斯图尔特所解释的那样，在欧洲猎巫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间接自杀现象。直到17世纪末，自我供认女巫身份仍是女性自行招致处决的一种方式。然而，根据斯图亚特的说法，这些非暴力的间接自杀在17世纪晚期渐趋被出于自杀意图的杀婴行为所取代，这主要是因为法院往往不再采信没有证据的自我供认。[8] 而一名被谋杀的孩童则无论如何都是可招致处决的确凿证据。
尽管处于自杀意图的杀婴行为并非纯粹的女性现象，但受其影响的女性却不成比例（得高）。档案记录显示，受害的孩童也主要是女童。斯图尔特指出，从16世纪中叶开始，女性尤其受到“来自威权一方的严格社会规训” [9] 。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的“代理自杀”现象，是宗教教义、对抑郁情绪强烈的文化敌意 [10] 和普通人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利用刑事司法（等因素）以极其复杂的方式相结合（后的产物）。[11]
恶魔在细节中
《恶魔之浴》的历史考据工作并不局限于分析那些“代理自杀”的案例。正是对历史细节非比寻常的热爱，才使得本片如此特别，同时又如此压抑。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如做饭时的祈祷主祷文作为时间刻度，也是营造黑暗历史时期氛围感的重要基石。在《恶魔之浴》中，弗兰茨和费奥拉不仅讲述了一个在历史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现象，还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切入角度。通过这种方式，她们让“农民阶级中的女性 – 在那个时代中不被看见和听见的人 –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2]
[1] Kathy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rime, sin and salvation. World histories of crime, culture and violenc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2]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74.
[3] Jürgen Martschukat, "Ein Freitod durch die Hand des Henkers: Erörterungen zur Komplementarität von Diskursen und Praktiken am Beispiel von "Mord aus Lebens-Überdruß" und Todesstrafe im 18.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7, Nr. 1 (2000): 53–74.
[4]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8.
[5] Ebd., 18 f.
[6] Kathy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Execu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1, Nr. 3 (2008): 413–445, 421.
[7]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33.
[8] Ebd., 37.
[9] Presseheft Des Teufels Bad, https://filminstitut.at/wp-content/uploads/2020/07/DTB_DesTeufelsBad_Presseheft_240125.pdf
[10] Lyndal Roper, Witch Craze: Terror and Fantasy in Baroque Germany (Cumberl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3.
[11] Stuart, "Suicide by Proxy", 445.
[12] Berlinale, "Des Teufels Bad", https://www.berlinale.de/de/2024/programm/2024068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