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叫“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很矛盾的两个词，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司法理念。
早年的TVB的某律政剧里，曾看到过一个印象较深司法理念：疑点利益应当归于被告。
简单解释，就是应该遵循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尤其是在公诉案件中。具体表现为当事实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存在疑问时，宣告无罪；当事实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存在疑问时，认定轻罪；当事实在数罪与一罪之间存在疑问时，裁定为一罪；就从重情节存在疑问时，应当否认从重处罚；此外，这一原则还适用于诉讼前提条件，如无法确信某犯罪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时，应当认为已经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 （来自于百度百科的解释）
现实中曾有轰动一时的于欢高利贷辱母案，就是本剧里与之相似的雷星宇案。
在宋雨霏主审的一审中，很重要关键认定之一，就是对雷星宇私藏管制刀具并用其捅刺被害人致人伤亡的认定，究竟是蓄谋蓄意？还是临时激愤？不同的两种认定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根据剧情里的证据和证词，比较难确定雷星宇从柜子里拿出管制刀具刺死刺伤被害人到底是蓄意还是激情。主审法官宋雨霏的判断是：因为雷事先私藏了管制刀具，而且受伤的俩人证词一致说雷很迅速的找到了凶器，所以由此推定雷的行为是蓄意伤害致人死伤。虽然合议时候另一位同审法官持保留意见，但他也无法证实雷当时的行为究竟是蓄意还是激情。
所以按照大陆法系的基本法理逻辑，宋雨霏的推定以及因此得出的判决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采用“疑点利益应当归于被告”的法理来推断，法庭同样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雷的蓄意，因为雷对四个受害人捅刺都是每人一刀，如果是蓄意伤害，应该还有连续多次捅刺同一受害人或者还有追砍的行为。雷可以被认定为在情绪受到很大刺激无法判断威胁是否解除情况下随手无意识的随机抓取管制刀具造成多人伤亡，符合构成防卫，但造成受害者死亡确属过当。以此推定，判决结果很有可能是防卫过当致人受伤和死亡，考虑到之前被害人的过错情节，量刑大概也就是5年左右有期徒刑。
两个法理思路，判决结果就可以天壤之别。
现实中当年的于欢案，最初的一审判决按照所处的法理环境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在汹涌的舆情下，司法机关还是在“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之间的区域里做出了对民意一定程度的让步，在二审中，部分采用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法理判定，将于欢的捅刺行为认定为防卫，进而以防卫过当做出了5年的判决结果。
于欢和雷星宇，发无可恕，他们确实杀人伤人了；但情有可原，他们的杀人伤人的行为都是源自于人类最原始的伦理感情。
从无期改判五年，还有之前的昆山龙哥案等舆论焦点案例，就是法律条文与民众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常来讲，守法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英美海洋法系判例法的司法环境下往往是更加受益的一方，因其法理不但能有效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在有些时候甚至还能获得超额利益。
而以法条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则更被一些倾向于依靠法律边缘或者模糊地带来获利的群体所青睐，因为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条文可以涵盖所有现实中发生的情况，在法律条文和现实情况之间留下了很多可操作的空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即便被法条认定违法，但违法成本往往小于违法收益，败诉的判决并不会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例如判例法系下经常看到的对受害方巨额的天价赔偿的情况，就不会被允许出现在大陆法系环境下。
但也并不是说大陆法系的法条法在任何条件不都如海洋法系的判例法。
但判例法为基础的海洋法系的有效实行也需要有很多的社会先决条件的，比如民众的法律意识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风俗习惯等等。如果在某些经济发展不平衡民众法律意识非常淡薄的社会环境下强行推动判例法，很容易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同时滋生腐败，反而更容易让底层百姓对法律失去希望，从而出现更多的极端行为。
例如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且区域内相对平衡，长久以来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类似“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这样的法理很多普通民众都明白，所以判例法能更好的在这些地方调节社会关系。但如果把判例法运用到类似阿富汗等地呢，脚趾头都能想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民众法制意识的提升，单纯的法条法在现实中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遇到舆情而改变方向时候，更加容易让民众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质疑。但我们也不具备全面改行判例法的社会条件。
所以，相对比较可行方向是在法条法框架的基础上融合一些判例法系的优点，来达到用法律的手段实现社会关系再平衡的最终目标。但是，这必然会触及固有的利益分配关系，阻碍是存在的，甚至再一定范围内会遇到反扑和反复的拉锯。
方婶这个角色很适合靳东，虽有说教但不失灵活，懂法但不用死法。而从最高法来的“法条姐”，则更像是大陆法系法条法的化身，总喜欢钻条文背法条，在和方婶的碰撞中，会逐渐寻找到符合实事求是的路径。女法官宋雨霏也会逐步从雷星宇等案中，跳出有罪推定的固有思维。
看似每个人物角色自己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以小见大来展现我国司法体系发展的某些尝试，所以，还是有些看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