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狗牙》《龙虾》里就领略过兰斯莫斯导演所谓社会实验小品的魅力，《可怜的东西》则瞩目于一位“换脑”的实验品——女版弗兰肯斯坦，将孩子大脑移植到母亲尸体里得到的贝拉（Bella Baxter）。
从蒸汽朋克式的世界观和斑斓绚烂的天空起，兰斯莫斯构建的怪诞美学无处不在。几乎全篇使用鱼眼镜头，不仅将空间压缩成我们不习惯的式样，有时连人体都扭曲，而户外风景干脆完全虚化。穿插出现的圆形透镜视角，像是从猫眼里窥视，人物就在其中行动。
那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超科学的合成兽及其技术令人叹为观止。鸡和猪，鸭子和狗，鹅和山羊……漫步在一间扭曲古怪的大宅里。一位精于解剖和实验的医生、科学家戈德温（Godwin Baxter），疤面狰狞，依靠外蒸馏系统完成消化，每次吃完饭打饱嗝打出的都是一个大大的气泡。
他有一位美丽的养女贝拉，“身体是大人，头脑是小孩”，比起同时代遵循礼数的人们，她有更多野性未泯。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怜的东西”。
孩子与少妇，母亲与娼妓
贝拉的存在是一个闭环：她是母亲，也是女儿，同时也非母非女。她像是开天辟地首位“女性”，没有来源，亦无去处。
这样的她是被戈德温医生创造的，但并不是“取出亚当肋骨”这样老掉牙的复现，他只是赋予了她又一次生命，预告着她从男性世界诞生，却是活泼泼的独立一人。
贝拉的身边，有作为父亲和教育者的戈德温，有作为友伴和观察者的麦克斯（Max），有作为情夫和引诱者的邓肯（Duncan），有作为前任和控制者的阿尔菲（Alfie）。
贝拉在他们眼中也有着“千面”形象：纯真如孩童的她却拥有少妇的美貌，惹得麦克斯怜爱，又让阅女无数的邓肯神魂颠倒。多少男子的幻想就在其间：富有性魅力的肢体，却搭配上白纸一般“易于控制”的头脑。
然而，贝拉绝非容易控制。在邓肯将她带出深宅后，她学习能力极强，又不喜陈腐的社交辞令，也不惮于冒犯，像自由的精灵般在天地间探索。
她不冷不热的态度让邓肯又爱又恨，她缺乏深闺式的贞操观念惹邓肯嫉妒得大打出手，而她在舞会上粗野的独舞让工于社交舞的男伴也只能做陪衬。
与其说是他不想对她加以控制，不如说是传统的手段都失效。他大吼大叫指责她是娼妇和怪物，她坦然自若、不屑于世俗之见。他借酒消愁试图用情绪绑架她，可她甚至不懂得何谓情绪；他用鱼水之欢引诱，但她对情欲比他更大胆；他以婚姻为镣铐，她指出自己虽然出逃却仍有未婚夫等待。
邓肯在富足时尚且容忍她古怪行径，但在失去金钱、贝拉选择卖身时，他倚赖的自尊基底终于崩塌，丢掉她卖身换来的食物，又抢走她的钱财离开。
当贝拉走进妓院，她终于成为了最令男性恐惧又最令他们着迷的模样：娼妓。当贝拉这一形象刚刚出现在银幕时，她是一位母亲，所谓的神圣母性，满足的是恋母情结。而母亲的反面就是娼妓，风情万种却不属于任何人。
不管是“母亲”还是“娼妓”，都是男性性化的想象，但贝拉服务的并不是男性的性，而是她自己本身的。
她的觉醒伴随着性探索
在第一次出门后，贝拉躺在床上，表情在抽搐和舒爽间交错。
坐在餐桌边，她将苹果（恰恰是《圣经》中那个“苹果”）用作寻求欢愉的工具。之前贝拉玩弄食物、随地排泄，似乎是对弗洛伊德口欲期和肛门期的仿写，而她将手伸入两腿之间，标志着她的注意力向性器官转移。
为什么性是重要的？性的萌芽在描写男孩成长的文本中经常出现，一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相反，正如福柯《性史》所言，女性的性实际上是隐身的。她们在无数男性视角文本里被描述为荡妇或者圣女，但少有作品反身去描绘“她”的感受、体验和探索。
也很难想象，在女性主义电影中主角仍需要自裹小脚，完美遵守传统的性观念，尽管这样的例子也不鲜见。
在今年具有代表性的两部电影“芭本海默”里，形象极度性化的芭比谈“性”色变，明明芭比和肯的权力拉扯和性缘脱不了干系，一切却停留在“男朋友/女朋友”的暧昧不清。相反，《奥本海默》却呈现了与主线无关的大胆裸露镜头，以她的身体去丰富他的形象。
因为性是男人的游戏。贝拉可以和邓肯纵情享乐，但在邓肯表示自己无力再战、贝拉指出这是否是男人的生理缺陷时，邓肯露出的尴尬笑容表现出男性的性世界不容挑战的一面。
贝拉在妓院中和女子Toinette的水乳交融，是异性恋世界中的大逆不道……
当贝拉为了寻找失去的自己/母亲维多利亚（Victoria）时，这具身体的前夫企图阉割她，剥夺她的快乐和感官刺激来源。
因为快感是这样仅仅归属于个体，几乎像是主体性。任何人无法替我感受，只有这份快乐是真实的、绝对是我的。
某种意义上，导演兰斯莫斯或许只是照搬了男性模式的性探索给贝拉，她的反应、尤其是试图在妓院中获得更多快感的行为，似乎有些超现实了。这种描写弱化了其他人对她身体实质上的剥削，而把一切归于贝拉的自由意志和主观意愿。
可以想象，不管是邓肯的诱拐，还是妓院中无法选择对象、缺乏交流、金钱交易带来不平等的卖身，都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理想的性，更不要说染病和怀孕的风险。导演把性探索作为贝拉经历的重要部分，并加以轻松、舒适、自由离开的美化，虽然契合了女性运动史上性解放思潮，但也不无是男性视角的呆板想象。
不仅是女性的，也是酷儿的
即使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电影，本片也无法令所有人舒适。不是所有女性主义者都能将贝拉的成长联系到自己的觉醒，尤其是贝拉的卖淫经历，究竟是导演对女性觉醒的认识狭隘，还是大胆的性解放篇章，也会引发争议。
与其把《可怜的东西》仅仅想象成为女性写作，我更愿意将其也视作酷儿文本。
贝拉的指派性别是女性，是因为她拥有一具成年女性的身体。而在提到作为贝拉思维来源的胎儿时，从未强调过婴儿的性别。
在从幼儿思维逐渐社会化到成熟个体的过程中，贝拉的思维和价值观在所谓文明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她没有以一种圆滑的方式适应这个社会，而是在夸张的突兀里保持“异常”。
她应当身着华丽裙装，却在泡泡袖下穿着露出双腿的短裤，这样古怪的衣着是她的礼服，何尝不是一种drag。
她也像是奥兰多。在伍尔芙的时代，对诗人和作家的赞美是“雌雄同体”，但现在我们可以认同为女性以及不止女性。
从牙牙学语到完整流畅表达自身，到社会化的最后，贝拉演绎出的也仍然不是当时社会期待的贵妇，而是她自己，她的社会化没有丢失自我，而是在能沟通、能共情的情况下，成为了与众不同的角色：一位女性医生。
和同性朋友Toinette交合，就一向叛逆的贝拉而言并不意外——她就是这样不断尝试，容纳一切。最终她们走到一起，在贝拉担任医生的大宅里，延续彼此的探索和前行。
这是一部女性史，也许仍不典型，也许女性史绝不该典型。
这是一个酷儿的故事。
